此文由中国民主党员黄世龙转自网络
因为“一胎化”，有人把孩子奉为掌上明珠，有人则把孩子作为商品买卖。有人不知老了谁养，有人痛苦断了香火⋯⋯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痛
【大纪元2015年11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华德综合报导）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生源于计划经济 中共以政策之名残害国人
“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但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郭在文中说，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