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陕西省民政厅
文/图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发自湖南湘西
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补丁村。这是一个安静的村庄。阡陌小路上，除了放学晚归的孩子，就是蹒跚拄拐的老人。
这也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现代化的村庄，那些去外地打工的人们，用赚回来的钱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楼房。
然而，这偌大的楼房里，常年只住着孤独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被称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在贵州毕节4个孩子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幼小的生命时，目光再一次聚焦到留守儿童这个早已出现却难以抚慰的群体上。
很多声音把这次悲剧归咎于贫穷，但是，这也许不是全部的原因。
2015年6月18日，《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在京发布，根据白皮书的调查，大约有34%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19%的孩子做过自杀计划，9%真的实施过自杀。
孩子，本是承载希望的群体，在中国千百万个类似的村庄中，留守儿童却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
6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曾表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留守儿童，你留，谁守？在毕节4个孩子结束自己生命时，媒体在报道中抛出了这个问题。
寂静的山村
6月中旬，正是插秧的季节，在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悬崖边的梯田里，很多位置险峻的梯田已经荒废，只有零星几个人在驱赶着水牛犁地种田。
这样的场景在十几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在村民吴永强的记忆里，种田更像是一个节日，大家唱苗歌，扯着嗓子聊天，累了坐在田间地头抽袋烟。而现在，山间小路寂静无人，偶尔听得鸟叫，吴永强也认不出是什么鸟了。
“以前好多种鸟，现在也没有了。”
吴永强指着路边的田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以前这个季节，你走一路都不会寂寞，家家户户都出来干活，现在没人了，都出去打工了。”
2002年，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在延安考察时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政策措施。
这项政策迅速贯彻到大江南北，湘西的一个山村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永强回忆，耕地变成林地之后，他们可以从地里出来外出打工，在那之前，他们每年种下的水稻和玉米仅仅够糊口而已。
彼时，正是中国城镇化兴起的阶段。
偏远山区的村民们刚刚看上了电视，外面世界的诱惑，在年轻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
在家没有收入，在外打工一个月能赚3000元到4000元，收入的悬殊对比，加上从土地上解放的劳动力，让村民们离开家乡，涌向了城市。
他们身后，留下了老人和孩子。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由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不能均等，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最高昂和危险的代价，就是高考黑户和留守儿童。
调查显示，有15.1%的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留下了将近2000万留守儿童。
10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留守儿童的数字攀升到6102.55万。
以此计算，全国每年有1000万孩子一年内看不到父母。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映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系统还没有建设全面，自立自洽的个体、契约式的家庭关系以及自治互助的社会组织系统还没有形成。”
“因为城市化的发展，而将我们既有的家庭纽带撕裂，将成员间相互依存的家族团体抛弃，这不是民族和社会可以承受的。”陈映芳说。
留下，还是随迁
在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由成绩名列前茅到一落千丈之后，湖南省凤凰县三拱桥镇的刘文贵终于决定，不再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看着女儿的学习。
“儿子已经毁了，不能再让女儿一辈子呆在山里。”
这个湖南大山里的农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浙江台州，这也是他唯一走出大山去过的地方，在那儿打工将近20年。
今年45岁的刘文贵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听说在北京有个地方可以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是真的吗？”刘文贵问法治周末记者。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刘文贵一脸向往，又不无遗憾地说：“我这辈子大概是没有机会去北京看看了。”
从1993年开始，刘文贵就在浙江省台州市一个机件厂打工。
和村里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刘文贵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北京读书，“听说读到了头，到了博士”。刘文贵歪着头想了想。这个亲戚后来就留在了北京，娶妻生子，过上了和大山里完全不同的生活。
刘文贵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走出大山，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这个亲戚一样，走出去，能替他看看毛主席纪念堂。
于是，在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夫妻俩把孩子接出去了。“在身边，能看着他的学习。”刘文贵说。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曾经有人探讨过解决留守儿童现状的问题，就是把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也就是随父母进城。”
2001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可是，当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很多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首先，随迁子女要在城市里读书，仍然困难重重。
地方财政吃紧，不断提高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除了五证或六证齐全外，常常还有不少附加条件。
2011年以来，在存在安全隐患的背景下，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更加捉襟见肘。
其次，父母在外忙于工作，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迫于无奈，刘文贵又把孩子送回了家。
可是儿子终于还是选择了辍学，还差半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儿子说什么也不读了。
从一年级开始，儿子的成绩就是刘文贵的骄傲，所有的老师都说他很聪明，又用功。“老师们都让我好好培养儿子，将来能有出息。”刘文贵说。
可是，在儿子刚上初中的时候，三拱桥镇开了3家网吧，儿子开始迷恋上上网，通宵打游戏，寄回家的钱，都被他转身交给了网吧。
刘文贵到现在还想不明白，网吧和镇政府在一条街上，为什么小孩子进网吧的时候就没有人来管一管。
到了初三下半年，儿子和刘文贵摊牌，不想上学了，想和父母一样出去打工。
尽管一万个不愿意，可是能够走出深山，除了上学，就是打工。
于是，16岁的儿子，子承父业，在浙江台州当上了一名机件制造工人。
一件3块钱，儿子刚去每天能做8件，现在做的越来越多了。“不过，如果当初我们都在家管着他，也许他也能上高中，上大学。”刘文贵遗憾地说。
父母像符号
吴玲玲的家在凤凰县禾库镇补丁村，从这个偏远的山寨走到最近的镇上，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她的家在村里很显眼。
在这个8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吴玲玲的家是一座三层小楼，白瓷砖铺地，电视、冰箱一应俱全。
然而，吴玲玲和弟弟妹妹们依然不觉得这是一个家。陪伴他们的只有年迈的外婆，父母只是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或者只是过年时带回来的一套衣服。
而这，正是中国6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缩影。
吴玲玲回忆不起来上次给爸妈打电话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一年20天的共处时光，父母，对于她和弟妹们来说，更像是一个符号。
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龙清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为了让孩子们能和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有更多沟通，教育局开始给每个孩子每学期发100元的充值卡，可是很多孩子没有手机，充值卡没有用处，后来改成了100元的IC卡，但还是有很多孩子用不完这100元钱。
“不知道和爸妈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吴玲玲说。
2014年10月至12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中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六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每年有260万孩子一年内接不到父母的电话。
和毕节的4兄妹一样，吴玲玲也是姐弟4个人。比毕节4兄妹幸运的是，吴玲玲姐弟4个有外婆照顾，外婆是家里唯一的大人，因为外公也在县城打工。
吴玲玲今年10岁，作为家里的大姐，她已经学会了帮外婆干农活。她的弟妹们分别是9岁、8岁、7岁，尽管这个家庭每年都会有新的生命降临，但是她们的父母，都是在孩子满月后就把孩子扔给了外婆，到浙江打工。
谈到理想，姐弟4个有些茫然，紧缩双眉，就像很多留守儿童面对外界的第一反应一样，惊恐又好奇。
想了一会儿，4个孩子中，有3个想将来做老师，最小的一个，说想当医生。
吴玲玲的老师吴艺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几乎是所有孩子的理想，老师和医生。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和年迈的爷爷奶奶，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师和医生。
理想，对于他们有些奢侈。
这个10岁的孩子，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想法。读书，认字，能买车票，将来也就能自己出去打工。
孤寂长大、打工、结婚生子，孩子在家继续孤寂长大，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一个轮回。
然而，相比之下，吴玲玲4姐弟是幸运的。隔壁茶山村的孩子吴磊，父母离异，父亲入狱，母亲改嫁，14岁的他没有继续上学。
村里的人很少看见他，偶尔看见，他都是拿着口袋和镰刀，在山间寻找五倍子(当地一种药材)，割下来，拿到镇上去卖。
吴艺伟有时看见他，也会劝他几句，但吴磊不爱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生活状态：睡在大街上，捡馒头吃。
纪录片导演周浩从2014年开始在拍摄一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在他的片子里，当问到一个女孩你认为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孩子想了想，对着镜头说：“人生苦短，命最重要。”
全场愕然。
缺失的儿童福利法
留守儿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现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曾经表述：不同于拉美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受到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要完成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所以中国是人口转移和就业安排是一致的。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移民。“但是就算是在难民营，也有起码的家庭概念存在。”杨东平说。
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只是全国众多留守儿童命运的一个极端缩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
也就是说，有近亿儿童，或在异乡为异客，或在故乡为异客。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不能拥有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
1991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有权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
签署公约已经过去了25年，中国留守儿童的保护依然是个难题。
对于留守儿童的保护，杨东平说：“要呼吁顶层设计的改善，制定儿童福利法迫在眉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国家很多年。”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儿童福利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大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
“地方政府如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没钱、没机构，也没有人员，是不行的。”王振耀说。
目前，在我国，有包括民政部、妇联、团中央等近二十个政府部门涉及到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
对于留守儿童，近年来政府和公益组织也开始倾注更多地关注。
政府已经广泛地在农村学校推行了营养午餐，孩子们在学校能吃到早餐和午餐两顿免费的饭，这一项目由中央财政拨款，和地方政绩考核挂钩。
但是，对于孩子们心灵的抚慰，显然做的还不够。
杨东平说：“要关心每个孩子的末端，只靠政府行不通，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社会、家庭、教育等各方面要统一起来。”
尽管很少开口讲话，但留守儿童小欣的作文里，勾画着她想要的那个家：
我很想父母陪伴我，我才感觉我很幸福，我不想让他们打工，家里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实在是太冷清，没意思，但父母不挣钱就没法生活。
如今我哥当兵了，父母出去打工，我奶奶每天特别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不管我的家庭贫困还是富裕，我都不会责怪，你们在外面要平平安安的，等我长大报答养育之恩。
(部分受访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