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自由亚洲论坛
最近，云南一家高中的校长张桂梅怒斥并拒绝一名女校友捐款，竟因为该校友是一名“全职太太”，引发一场全职太太与职业女性的热议。曾经自诩“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为什么“全职太太”如此不受尊重？中国的女权运动在专制社会里，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常年深耕贫困山区教育工作的张桂梅，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这所由她创办的免费女子高中招收的大多是贫困、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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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独立与家务劳动价值
凤凰卫视一名记者于10月25日的微博贴文中分享了张桂梅的采访片段，说张桂梅不接受昔日学生的捐款，因为她现在是全职太太，并且要她滚出去。张桂梅在影片中强调全职太太与社会脱节，缺乏独立能力，女性不应该依靠男人而活。
此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有网民支持张桂梅说法，认同“女儿当自强”的论述。也有网民抨击此想法忽略全职太太的付出，是一种歧视。现居美国的中国社会学者何清涟就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即是将妇女对家庭的付出算入社会成本，此番话不尊重家庭妇女的付出。
“女性对家庭的支撑就包含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这些超时家务的琐碎事情，她创造了价值，只是这个价值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被认可。”她说。
男主外，女主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男人与女人有着严格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成为女性附庸化的标志。曾经在中国进行报道的美国记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在27日在华盛顿人权机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中就提到，中国媒体鲜少提到妇女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更多重点放在男性外出工作，女性代表家庭中的温顺角色。 很明显，这种男权主义是中国威权主义压迫的核心。”洪理达说。
虽有许多网民认为妇女婚后放弃职场进入家庭，是一种个人选择，外界应给予尊重，但现居美国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讨论重点应在于“全职太太”是否为情势所逼。
“今天在中国，很多女生做家庭主妇不是她们的选择，尤其是中下层的女性。”吕频说，她认为问题在于现今的公共福利、托婴政策等不甚完善，以致于许多妇女必须放弃有薪工作转而投入家庭。此外，她进一步指出，话题之所以会在全职太太的价值上打转，而非进一步检讨政府公共政策，是因为中国政府严厉的言论管控。
资料图片：2020年3月6日在北京一座地铁站内的职业妇女（美联社）
资料图片：2020年3月6日在北京一座地铁站内的职业妇女（美联社）
长期受打压的中国女权运动
长期推行中国女权运动的吕频，曾创立“女权之声”，致力于性别平权运动来唤醒大众对女权的关注。2018年，“女权之声”被微信、微博双双永久封号。在她眼中，女权运动发展与言论自由是一体两面的。
“在网上有很多言论的审查，导致人们没办法很自由地谈论女权的问题，也没办法提出跟女权有关的公权力问责；第二就是人们很难去发起有组织的倡导、或是对公权力问责的活动。”吕频说，她认为政治的压迫没有清楚界线，因此人们心生恐惧而不敢参与公共讨论或倡议。2015年吕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年会之际，中国警方拘捕了“女权五姐妹”，理由是她们试图组织反对公车性骚扰的活动，而吕频也不得不滞留美国。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去年12月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153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排名榜上排名第106位。联合国10月1日举行特别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要加速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却遭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Betsy DeVos）谴责中国剥夺妇女的权利和自由，是”最糟糕的妇女权利违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