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传送门
在这场涉及3000多人的腐败案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后勤办三任负责人、很多中小学校长、班主任均参与其中，各有分工。
（资料图片）湖北恩施市一所小学里的师生。图/中新
恩施教育腐败调查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772期《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250元的回扣，张平宇（化名）非常内疚。
他是湖北恩施州咸丰县某小学的班主任，教龄已有十几年。他的班里一共有50名学生，每个人均穿着由学校统一订购的校服，每套120元。按照每套校服提成5元的标准，作为班主任，张平宇一年可以收到250元的回扣。
“感觉对不住学生，对于当班主任也是一个污点，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2015年10月，有媒体曝出咸丰县的校服腐败，称此类现象在当地已经存在10年以上。校服企业跟学校商定，卖学生一套校服，班主任和学校分别提成5元，教育站或中心学校提成2元。
也就是说，购买一套80元至120元的校服，当地的学生要被学校和老师“截留”12元。另外，教育局和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也会在其中分一杯羹。
校服腐败一事被揭发后，恩施州纪委开始组织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清查，清查项目从校服扩展到学生奶、营养餐、饮用水、保险、文具用品、书刊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领域，几乎涉及全州教育系统内部所有单位，以及各类中小学后勤配送服务企业。
2016年8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介绍此次清查的阶段性结果。经查，全州教育系统166个单位，包括校长、后勤部门负责人、班主任等在内的3009人存在收取回扣问题，回扣金额223.01万元，涉及问题校服28.72万套。
恩施州教育局后勤管理办公室原主任赵国顺、州教育考试院原院长周正、州政府教育督导室原副县级督学刘国柱和教育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冉隆映，均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州教育局副局长唐生莲被州纪委立案调查；州纪委驻州教育局纪检组长闵立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也被免职。
回扣的链条
─
咸丰县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下辖县，位于鄂、湘、黔、渝四省结合部，有湖北“西大门”之称。这个县名取自“咸庆丰年”之意的县城，是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4年底，咸丰县已建档贫困人口58794户，共183627人，贫困人口占全县农村人口的52％。
对于咸丰当地的贫困家庭而言，花100多元买一套校服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校服的质量与其价钱并不匹配的时候。
当地的一位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抱怨：“一套校服要120元，摸着很薄，一学期也穿不了几次。”
2015年6月，咸丰县纪委接到群众举报，称当地镇办学校强制学生订购校服，从中牟利。该县纪委立即展开调查，恩施州纪委随之介入。
经过3个月的取证走访，纪委调查发现，这一校服腐败案件涉及面极广，以涉事企业厦门黔凯服饰商贸有限公司为核心，多年以来，已经在恩施州教育系统内部形成一条完整的腐败链，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校长和基层班主任，很多人牵涉其中。
据了解，黔凯公司凭借湖北省里有关部门开具的文件，在与恩施州教育系统内各级部门洽谈业务时，被一路“开了绿灯”。在获得恩施州教育系统有关部门的批准后，黔凯公司与恩施州各中小学签订了采购校服合同，由班主任帮忙统计各个班的人数和衣服尺寸。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个过程中，黔凯与链条上的各当事方均存在利益交换。
据咸丰县纪委副书记徐子轩介绍，该县43所学校或教学点存在腐败现象，768名教职员工收受提成，回扣金额达到42.65万元。
张平宇就是收受提成的教职工之一。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黔凯公司带着一个盖了章的公函来学校，说要做校服这块业务，“学校说订一下吧，学生要统一服装。问我们，我们说那就做吧。”
就这样，给学生量身高，定尺寸，不合适的再反复敲定，不想订的还要做工作。
张平宇说，要说真是为了这五块钱，也不是。“学生统一穿校服确实有好处，可以让大家不在衣着上攀比，专心学习，也可以维持贫困学生的自尊。”
班主任是这个腐败链条的最后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工作的成效，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实现，也关系到其他环节的利益能否实现。
这个链条上的其他环节，包括学校的采购部门、校长、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甚至还包括级别更高的官员。这些环节，层层相扣，各有分工。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三产，负责在政策上为相关企业“开绿灯”，并为其提供相关文件，而学校内的几个环节，包括校长、采购部门负责人和班主任，则负责落实，其中的关键，是强迫所有的学生都买。
在上述环节中，每个班主任所收的回扣不多，但如果把所有的班主任的回扣加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回扣则呈现出另外的景象，他们人数较少，但角色吃重，因而每人从中所获较多，但每人所收回扣的金额，尚待有关部门的进一步公开。
上述环节的回扣成本，全都加入到了最终的价格里。《中国新闻周刊》在对家长的采访中发现，他们大多数的抱怨，集中在校服的价格与其质量之间的落差。
事发后，所有老师被要求把收受的回扣主动退给学生。无法退给学生的，则上交国家。
2015年8月18日，恩施市召开校服订购违纪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会议将此次清理的对象定为，在2012年1月至2015年7月间，各中心学校、高中、初中、小学在与校服订购单位和个人，在订购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违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以及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行为。
恩施州教育局局长贺其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5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对州教育局的清查一共进行了四轮，先是州纪委、省纪委，然后是州检察院和最近的州巡查组。
2016年8月1日至8月31日，根据州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州委第一巡察组对州教育局进行巡察。
贺其明说，州教育局已经把所有的账单交给州纪委，供其核实。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具体的结果需等待州纪委最后认定。
上文提到的《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作者是饶章涛和黄玲。饶章涛是恩施州纪委宣传部长。《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其采访，被拒绝。记者联系恩施州纪委书记陈江龙，也被拒绝。由于州纪委拒绝接受采访，目前无法掌握案件的更多细节。
2016年2月，恩施州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对单位行贿罪，对恩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毅坤、林福明决定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红头文件”开道
─
2016年1月，新华社报道称，厦门黔凯服饰商贸有限公司老板陈某，凭借湖北省里面有关部门发的“红头文件”，来恩施州教育局洽谈在当地开展校服业务的相关事宜，州教育局又给部分县市教育局发文，县教育局给全县中小学发文，指定购买黔凯公司校服。
据了解，报道中所提的“红头文件”，是指湖北省有关部门于2008年发布的《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食品用品安全管理办法》，和《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企业备案管理实施方案》。
2008年2月27日，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北省卫生厅和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食品用品安全管理办法》（鄂教体艺［2008］1号），文件指出：教育、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行使对全省中小学校校园食品、用品安全的管理职能。对为学校提供食品、用品及服务的生产经营者，实行经营资格审查制度及备案管理方式。
2008年12月17日，湖北省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发布《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企业备案管理实施方案》（鄂教产办［2008］17号）。文件指出，校园食品用品连锁配送企业的备案管理工作，由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共同组成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食品用品连锁配送企业备案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全省校园食品用品消费市场进行监管和指导。各级勤工俭学、学校后勤管理部门，负责当地中小学校园食品用品安全管理的协调、指导工作。
上述文件指出，未获得资质及备案的企业，一律不得在中小学校园从事学生食品、用品的经营活动。通过评审获得资质的企业，该办公室将以文件的形式通知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企业。该办公室会定期发布准入名单。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2013年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备案管理企业服务区域、经营种类和食品用品安全责任人一览表》（第二批），湖北省准入的备案企业有19家，其中校服企业有两家，分别是厦门黔凯服饰有限公司和湖北龙船调服饰有限公司，后者在恩施的服务范围是恩施州下辖的利川市，前者在恩施的服务范围是恩施州除利川市以外的其他地区。
依据上述规定，自然形成了湖北龙船调服饰有限公司垄断利川市校服业务，而黔凯服饰有限公司垄断恩施州其他县市校服业务的格局。
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海波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按照正规的流程，企业要想在恩施州开展校服业务，首先要在省里的“准入”名单中，符合“准入”资质的企业可以来州后勤办申请，然后经州后勤办批准允许后，方可与校方沟通商谈合作事宜。
“各个学校虽然可以自己招标，但要符合基本条件，就是湖北省准入的，尤其是2013年之后，这一规定更加严格。”马海波说。
恩施州学校后勤办一位姓薛的干事认为，这种现象并不算垄断，一是准入的企业有两家，二是即使是获得资质在恩施州开展业务的黔凯公司，也达不到全州所有学校全覆盖的程度，很多学校没有订校服。
贺其明也说，有的乡镇学校没有订校服，有的教学点只有两三个学生，孩子家庭又比较贫困，没有必要组织订校服。
“恩施州40多万学生，一年最多做10万套，全部的问题校服才28.72万套，而且黔凯做了很多年。这样算下来，不可能是全覆盖。”薛干事说。
2016年1月18日，湖北省学校后勤工作办公室发表通告，决定即日起取消对服务中小学校校园食品用品生产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制度和备案管理方式，废止《关于公布2013年第二批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备案管理企业名单的通知》（鄂教后办［2013］5号）等所有涉及校园连锁服务备案管理的相关文件。
通告称，由于该管理制度及方式现已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范性文件管理精神，同时，个别企业借备案管理之名垄断市场牟利。根据国家及省有关文件精神，对相关文件予以废止。
备案制度取消后，湖北省目前尚未出台新的文件。贺其明说，现在恩施州所有的学校都停止购买校服，等待上级有关部门出台新的政策。
恩施州教育局多位受访者建议，对于校服等学校后勤服务用品的采购，可以采取家长委员会的形式，让家长出面，直接和企业沟通，选购他们满意的校服，学校和政府均不参与。
后勤管理协会
─
2008年，与湖北省校园后勤服务企业备案制度一起落地的，还有各类行业自律协会。“红头文件”之一、《湖北省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企业备案管理实施方案》（鄂教产办［2008］17号）中明确指出，已获得资质的企业，可成立校园连锁经营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行业自律。
在一次湖北省校园连锁配送协会召开的会议上，湖北省教育厅后勤办主任胡崇新说，2008年，湖北省成立中小学校校园连锁服务行业协作会，几年来服务的学校和学生分别占学校总数和学生总数的 26％和42％。
2009年，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向民政局申请，注册成立了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是该州教育局的二级单位。
据马海波介绍，为了强化学校的后勤管理工作，规范各类校园服务企业，州后勤办牵头，申请成立了学校后勤管理协会。后勤办派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协会，作为会员之一，承担协会的领导工作。
后勤管理协会的会员，主要包括所有省里“准入”的校园服务企业，各中小学校，以及后勤办工作人员。
在资质、检验报告都合格的前提下，企业要想参与校服采购，需要申请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单位。成为会员的好处，是方便和校方进行沟通。很多学校自己组织采购校服时，就通过协会这一途径。
“以前比较随意，看着企业各方面材料都比较齐全了，又是会员单位，就同意它做了。”马海波说。
然而，有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加入了协会，要想开展业务，并没有那么“随意”。
湖北省中小学校后勤工作办公室2013年公布的备案企业有19家，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2013年公布的能在恩施州服务的备案企业却只有6家。
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意味着即便进入了省级目录，要在恩施州服务，仍然需要“做工作”，其中包括与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搞好关系”，给挂靠在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名下的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交会费，赞助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开展活动等，“猫腻大得很”。
马海波自己也承认，“那个年代，虽然省里同意了，但想要在恩施做这个事情，需要我们这儿的领导同意，一来一往长时间容易形成利益关系。”
恩施州教育局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与校服公司商定以一套校服2元的标准收取会费。恩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作为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副会长单位，2012年至2014年共缴纳会费22.6万元。湖北龙船调服饰有限公司作为协会理事单位，2012年至2014年共缴纳会费2.5万元。
2013年底，恩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罗某，向恩施州学校后勤办提供赞助4万元，用于全州学校后勤管理暨后勤协会年终总结会。这笔赞助费分发给了参会人员，包括恩施州八县市时任学校后勤办主任8人，恩施州学校后勤办3人，恩施州教育局分管后勤领导1人。
恩施州纪委的通报指出，经查，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成立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将全州中小学后勤配送服务企业作为会员，并伙同这些企业垄断中小学校园市场谋利。州学校后勤管理协会还假借会费名义，收受学生校服、学生营养奶、文教用品等物资销售回扣共计115.51万元。
马海波认为，由于学校后勤管理协会并非由国家财政拨款，因此需要以会费的形式筹集资金，虽然纪委认定部分会费是贿赂，但如果筹集到的会费是用于协会的公共支出，比如会议费、招待费等，这种情况可以理解。
但马海波也指出，如果个人利用协会关系私自收受企业贿赂，就是严重违法违纪。
2016年6月15日，恩施州纪委连发四条通告，经查，第一任学校后勤办主任刘国柱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物33万元。
另外，周正任州后勤办主任、州教育考试院院长期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2000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17.5万元；对州后勤办违规开支负直接责任。
赵国顺任州后勤办主任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17.5万元；对州后勤办违反财经法规报销70.97万元负直接责任。
冉隆映任州教委副主任，州教育局副局长，州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17.9万元和价值1.75万元的购物卡；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118.1万元。
目前，学校后勤管理协会正在注销，40万元剩余的会费已经上交国家财政。
恩施州教育局副局长王文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州将采取措施规范中小学食品、用品服务市场，规范学校和企业的关系，把学校后勤办的所有经营行为都剥离出去，放给市场，转而强化机构监管职能，做好服务工作。
今年1月刚刚上任后勤办主任的马海波非常赞同这一整改措施。他说，后勤办以后就单纯做好服务工作，比如评选最美宿舍、放心食堂，管理监督各中小学后勤业务等。
没有了后勤管理协会，与经营行为完全脱钩好是好，可马海波仍然有自己的难处。他担心政府的财政无法保障到位，像以前一样，造成后勤办的资金缺口，使其被迫自己创收。
“以前，后勤办有创收任务，因为有自费编制，管编制，不管工资，所以办公室要自己找钱。现在我们仍然有自费编制，又不自己赚钱，只搞服务，我们花的每分钱财政只要审核同意之后，你都得保证我。”马海波说。
三任后勤办主任落马
─
2015年9月17日，恩施州纪委官网发布通报：州教育局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赵国顺，州教育局考试院院长（原后勤办主任）周正，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 12月16日，两人均被移送司法机关。
2016年1月6日，恩施州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刘国柱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15日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了解，刘国柱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曾担任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其继任者为周正，任期为2009年至2012年。后勤办上任主任赵国顺从2012年起开始任职，直至2015年12月因校服腐败一案被移送司法机关。
至此，由于卷入校服腐败案，前后三任恩施州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纷纷落马。
连续三任都出现这个问题，就不仅仅反映出个人问题。多位受访者指出，不仅是恩施州存在校服腐败，事实上，整个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存在这一现象。
恩施州校服腐败案的调查数据出来后，湖北省委纪委书记侯长安说，恩施州校服这件事在全省都有普遍性。于是，全省都在做专项清理运动，校服、牛奶、书刊、保险四个领域，都发了文件，专门开会。
马海波认为，过去企业想在恩施州开展业务，肯定要和教育主管部门搞好关系，于是逢年过节送个红包或者礼金，在当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说到班主任收受回扣问题，当了几十年老师的马海波说，以前，很多老师不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把它当成劳务费。
另外，很多受访教师反映，如果周围的人都收钱，你却不收的话，不仅会在集体中显得异类，甚至会被收钱的人怀疑会举报他们。于是哪怕内心不情愿，他们也只能收钱。
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各地反腐力度的加大，全国的政治生态逐渐发生变化，恩施校服腐败案被查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1月10日，湖北省委第一巡视组对恩施州进行了巡视。2015年2月2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在向恩施州反馈巡视情况时给出的评价是:“土司遗风”犹存、“山寨意识”浓厚、“特权思想”严重。
此时，恩施州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江龙刚刚履新三个月。而就在一周前的湖北省纪委十届六次全体会议上，前任州纪委书记李云开因涉嫌违纪被开除党籍。
在本次会议上，湖北省巡视组指出，恩施多数单位纪检组长几年没查案。
在这种背景下，恩施州委和纪委面临的压力巨大。
据当地媒体报道，得到省巡视组的负面反馈后，恩施州委书记王海涛立即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州委迅速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的落实主体责任领导小组，并组建主体责任办公室。各县市、乡镇、州直各部门党委（党组）快步跟进。全州迅速组建主体责任办公室234个，实现由上而下严密的主体责任落实体系专设机构“全覆盖”。
随后，《恩施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出台，落实“两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明确要求严肃查处顶风违纪案件。
正是在此时，咸丰县有群众举报了校服腐败一事，立即得到县纪委和州纪委的高度重视。随后，从咸丰县扩展到整个恩施州，从基层老师到州教育局高层领导，一起教育系统的集体腐败案件被一点点揭出。
恩施州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个事情在当地都知道，原来也有人举报，但以前没人重视，去年上面要求严肃对待每一起群众举报，必须彻查，于是才有了之后的报道。”
2015年底，在省纪委履职评议中，恩施州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排名全省第二位；省统计局年度社情民意调查，恩施州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居全省第二。省纪委第四调研考评组评价“恩施州创造了纪检监察工作‘小气候’，形成了正风反腐的强气场”。
与此同时，恩施州对纪检派驻制度进行改革，把原来驻在各个单位的纪检组长全部免职，重新任命。重新任命的纪检组长由纪委直接派驻到各单位，编制和工资全部归于纪委，改变了原来的双重领导体制。
已经被免去州教育局纪检组长一职的闵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州教育局为例，原来他作为驻教育局的纪检组长，编制和工资都在教育局，受到教育局党组和州纪委的双重领导，现在改革后，新任纪检组长只受纪委领导。
“改革后的纪检组长是纪委真正派下来的，代表纪委，能真正对教育局起到上对下的监督作用。”闵立说。
多名受访官员表示，无论是基层百姓，还是体制内人员，都要努力适应十八大之后的政治新常态，学会“守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