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杰转自CHINAMONITOR.ORG:
２０００年８月３日，本报在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发生在河北省
承德市农民陈国清等四人身上的怪事：６年之内被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先后判了三次死刑，后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发回重审，从
而开创了中国司法史上同一家法院、以同一个案件事实、同一个理由、
将同一被告连续多次判处死刑的先例。
而河北的另一起案件“办不下去”的时候，司法机关干脆将犯罪
嫌疑人长期关押，既不审也不放，用当地政法机关一位领导的话说
“关死他！”于是，本报刊发了《不明不白被关八年》（１９９９年
４月２３日），但是主人公杨志杰的命运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两年后，
本报继续刊发对此事的后续报道《不明不白被关十年》（２００１年
１月１１日）。
记者接触到的更多情况是，在证据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法律意义
上的证据时，司法机关就对犯罪嫌疑人判处重刑。２００１年２月
２２日，本报《“杀妻案”》一文报道了发生在辽宁省大石桥市的惊
天冤案：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该市水泥厂职工李化伟的妻子邢
伟（怀有６个月身孕）被杀，李被屈打成招为“杀妻凶手”，一、二
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化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２０００年７
月，在李化伟服刑１４年后，杀人真凶落入法网。
冤案频频发生，不能将之归结于偶然，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是制度上的缺陷，还是法律本身的漏洞？公检法机关原应该相互制约，
但如果某一地方的国家法律机器变成一个“合伙人”式的机构，后果
将会如何？
本报和其他媒体报道的系列冤假错案引起了首都法学界的关注。
今年３月８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一批著名刑法学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研
讨会，对上述案件的社会成因、法律背景以及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
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记者专门采访了当天参加会议的著名刑法学
家陈瑞华、陈兴良、樊崇义以及对中国司法制度具有深刻研究的著名
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本报记者 郭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