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博讯网
极权政治如空气病毒般，就在我们内在与外在，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对人生所有方面的压迫、渗透和戕害无处不在，当然包括对文化艺术。回避政治同样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因对极权政治的恐惧而人性阴暗、心理阳痿，进而蒙上黑头套说“政治与我无关”的自欺欺人。文革时期的所谓“艺术”，是服务于极权政治的政治工具与手段，与艺术的“装饰性”都无关，只是阶级斗争运动“为政治服务”的产物。而当政治压迫现实存在时，对其的揭示与反抗就是人自由属性和天赋人权的必然，也是艺术的自由本质和生命意义的彰显。人类的明亮史是为民众幸福、为人生价值意义而不断思想、抗争与创造的精神史，艺术同样深切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而当代一些所谓“艺术家”“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强说此类作品没有或少“艺术性”而只是“为政治服务”、“政治化色彩”或“政治投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对艺术、对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扭曲——为政治服务成为宣传机器附庸和批判政治破解灵肉禁锢有着本质区别——一个被内外桎梏的人你期待他能创作出什么好作品呢。所有回避政治的托辞无非要么真正是政治投机迎合官方口味背弃艺术以为虚名浮利，要么是为掩盖自身的虚弱病态而太监责人责事——毋庸置疑，这就是精神阉割。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的166年中，共产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毁灭式进程成为远超纳粹主义的邪恶幽灵，不断制造着登峰造极的人类浩劫。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保守估计，死于共产政权迫害的人数约9400万，中国所占比例最大，约6500万。而据当代很多学者的研究，死亡数据尤其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此黑皮书的估计而绝不会低于。在马列斯毛主义物性视野的癫狂暴动下，人命和文化、精神、信仰等皆如垃圾，被持续进行的红色政治运动屠杀和清扫着。1949后共产党夺权建政的“新中国”，成为毛泽东“毛氏极权”的共产主义试验地，经过镇反、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反复摧残，彻底变成禽兽不如的旷世垃圾场。文革后的“邓氏极权”文革中，在经济口腹之名梳妆打扮的物质利益至上机会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迷惑”下，在“改革开放”政治口号鼓吹的伪改革下，作为低级垃圾的人，似乎普遍成为高级垃圾。一些因恋父和人质情结而寄生极权的所谓“改良主义”者长年试图以“文革后”的概念造句来区别毛邓国家社会的不同，卖弄出改革的伪现实，将同一极权语境割裂划分，忽视民间从未间断的真实惨痛，继续耽搁于幻想，意淫出“粗暴式强奸”到“舒缓式或文明式强奸”的“转变”——然而，强暴终归是强暴。这正是当下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现实处境问题、文学艺术文化等问题的大语境。
简单说，“政治禁区”在极权社会是国家政治必然设置的源头封闭阀门，将人与人正常的性与爱摧毁，并强制扭向对裆中之裆和裆体制的性爱服从，人们成为“政治性奴”之后，才能使独裁奴隶体制保持稳固。这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国际和毛泽东的极权天朝及朝鲜金家王朝是显而易见的，性与政治的压抑如空气无处不在。然而，当代极权中国是目前世界剩余不多的极权国中的老大，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社会（后极权或准确说是“邓氏极权”）的问题情况本质属性没变，可产生的诸多问题包括性与政治关键问题却比任何极权社会还要复杂。此种复杂可说是“极权主义的变种”导致，对世界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迷惑性，可榨取性，甚至还有“可塑性”（西方绥靖主义即是以此为论据支撑），对中国内部来说亦然。但关键一点是：邓氏极权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民主化的围困围剿中，假以“改革开放”之名机会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误打误撞，毫无节制的攫取滥用全民资源，以践踏人权为代价打造出“权贵官僚体系经济”的鸡的屁，且从文革禁欲中吸取经验教训，控制人的民主欲望和言行时，却刻意放纵人性的各种欲望，打造红歌的同时也在打造伪流行伪时尚，善于引导物欲和肉欲的糜烂——以此消解政治对抗，这就是邓氏极权以残酷为内狡诈为表的阴谋所在，也是其得以存续的基础之石。到如今，可以说“性禁区”意识形态已经被冲破或说玩弄得体无完肤了。可我们注意到，很多从事所谓“身体创作”的当代文艺者，他们的艺语笔锋也仅止步于“身体”，在生殖器处把玩不休，少量的也在“身体”中附带“政治影像”但基本是简单组合放置。有意识或无意识冲击“性禁区”（有的没有“禁区”概念思索，只是为了标新立异成就名利获得消费）的大多数文艺者，打开了“性”，却没有超越“性符号”打开“禁区”，没有解构“性禁区”和反思造成“性惩罚”社会现状的政治禁锢问题，更不用说主动去冲击造成社会各种弊病和危机的最根本的根据地——政治禁区——以为自由人性的需求了。
在由极权怪胎式中国型知识分子营造的暧昧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似乎也进入并印证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在回避政治的耻辱或傲慢中结构着花样繁多的所谓“艺术本体论”，以各种技法手段极力放大着私人化、私语化或“个性化”的艺术成果。此“成果”中或许有扭曲、呆滞、嘲弄，有混沌混乱或肉欲挑逗，有小讽刺或一些表层的现实映照，但不会有真正符合批判现实、彻底的怀疑论和后现代解构革命的价值建树，即便矮子里拔高，从样板戏画中低幅度叛离并标榜“先锋”或“当代”——生存手段、艺术技法的多元化并非社会现实和精神话语的多元化。如先锋诗人、先锋诗学理论家杨春光所言：“如果反体系而不反对这个体系的政治这个中心，反体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破坏传统而不破坏这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元结构，反传统即是一纸空文；如果反权力话语而不反这个权力话语的最问鼎的政治话语，反权力话语即是无稽之谈；如果就轻渐重，是可以的，但就轻即释而又不再去解其重，怕是就轻也会最后无释；这就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能彻底吗？”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6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