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年3月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年3月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年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年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