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福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2016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最近发布；二是中国官方鼓励男性“为国捐精”。
今年6月底，由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
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本次调查中，农村地区共发放问卷7432份，回收有效问卷6931份(93.3%)，城市共回收问卷1028份。调查重点从与父母见面、联系次数以及生活状态等方面，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和应激反应。
《白皮书》指出，在7000余名接受调查的儿童之中，有849名儿童的父母双方均外出工作，占比13.1%；父亲或母亲单独外出工作的儿童则有1670名，占比25.7%，其中有7.7%的儿童反映父母与自己一年都没有见面。
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自尊以及心灵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与父母见面或联系次数较多的留守儿童，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充分的支持和肯定，从而确立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维持较高的自尊水平。而一年与父母都没有见面的留守儿童，以及一年与父母没有联系或者只联系1-2次的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留守儿童。
《白皮书》指出，在缺失陪伴的情况下，每个孩子都面临着孤独的威胁，这跟家庭年收入或者家庭的社会阶层毫无关系。陪伴是关系到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所有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留守问题不仅要对孩子着力，同时也要对父母进行教育。
就中国留守儿童的现状，天津工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忠祥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他从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留守儿童的状况，比如几年前贵州有几个留守儿童在垃圾箱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惨案，令人心酸无奈。现在整个国家在对待底层百姓生活安排上缺乏组织力，执政党强调党的领导，更关注对权力的巩固，往往漠视基层民主，很多事情任由百姓自生自灭。
户籍限制，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是否使留守儿童问题难于解决？王忠祥先生表示，这是对于公民个人情况而言，受到生活条件和国家福利制度的限制。很多孩子，特别是上学期间的孩子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他说，现在执政党还没有想到要把特大城市全面放开，这样可能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影响，可能与其执政理念不大相符。所以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如果国家从国家和执政党的层面，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现在政府投入的很多人力物力不在这方面，如贪官污吏造成的浪费和对社会的损害，其实可以解决很多民生问题。王忠祥先生说，有人计算过，中国的维稳费用都超过了国防预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很多钱都用在不应用的地方。所以要是政治廉明，搞民主法制和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很多问题应当可以解决，或有望很快解决。
作为他个人，王忠祥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关注留守儿童的状况。近十年来，王先生一直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人大代表的参选。他说，将来一旦他遇到这类问题，会去进一步研究，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帮助留守儿童的生活。
据了解，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首度发布。2015年10月—2016年6月，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再次联合北师大等机构发起新一年度白皮书计划。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大约有8000万留守儿童，由于适龄儿童减少，大量村级学校合并或关停，造成的结果使得不少孩子每天往往在上学路上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留守儿童的童年生活不仅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精神家园建设也常被忽视。由于陪伴他们的大都是年迈的祖父母，自己的父母因在外打工经常多年不能相见，这些留守儿童不能享受在温暖床头灯下听爸爸妈妈讲读故事的温情，更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与教育。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留守儿童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全国妇联曾有数据称中国有2000万留守儿童，实际情况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据。现在中国有大约6000到8000万留守儿童，而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她说，农村的儿童和妇女留守在家，对他们的身心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孩子孤独在家，他们怎么想？
张菁女士说：“昨天与一个才从国内回来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大家在国内都很开心，歌舞升平，为什么你总批评中国呢？我说你生活在城市或城市周边，而我看到的和研究到的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即农村人口。我问我的朋友，你回去了三个星期，你就想死了你的女儿，那么那些留守儿童呢？他们想不想爸爸妈妈呢？中国有八亿农民，至少有两到三亿的农民工，常年不能回家，春节乘火车回家又挤得没办法。”
农民工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却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张菁女士说，城里的孩子可以学习琴棋书画，农村留守儿童呢？政府的补助，大家都知道，层层盘剥，而且超生等等的都不在低保之内。
所以,张菁女士认为，中国大量不平等现象就特别强烈地反映到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身上。而人权和人道关怀基本上在政府眼里是零。她批评说，中国被揭出的贪官的钱可以用卡车来运，海外隐藏的账户数目惊人，孩子和家人纷纷移民海外。而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农民工在做着大量繁重甚至有毒的工作，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依靠半官方机构或联合国的资金都是徒劳，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张菁女士接着说，农村留守儿童数字越来越大，状况越来越严重，令人担忧。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来自亲戚，邻居的轮奸，强奸和性骚扰，不计其数。还有好多女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可能直到她们严重受伤或怀孕才会暴露出来。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还是在于政府。张菁女士说，中国政府现在不是那么强大和有钱吗？国防，国安，网络安全，计生特岗人员，钱都来自于纳税人，政府为何不给留守儿童拨款？为什么不鼓励企业家在乡下建厂，建更多的学校？比如台湾，就给传统的种茶人以补贴，鼓励他们留在当地，安居乐业。这样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好处，也能缓解城市压力。张菁女士说，小孩子离不开大人，孩子长期没有父母关爱的恶果，政府不是不知道，却把钱用在打压民权民主上。张菁女士说，最近台湾有一位关注妇女儿童问题的女记者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尼姑庵做采访，地方政府设置重重阻力，当地派出所不断来对她进行施压和骚扰，计划几个星期的采访只呆了三天就不得不中断。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官方鼓励男性“为国捐精”这一话题。
如果你是20岁至45岁的中国男人，那么政府有一条消息要传达给你：为了国家，请捐精。这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赫海威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场白。
文章指出，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原因，中国的很多精子库严重缺精。相对而言，中国男人很少捐精。一项研究发现，近半数自愿捐精者遭到淘汰。
由于中国政府允许更多夫妻生二孩，包括年纪较长的夫妻，所以官员们担心精子短缺的情况将会更严重——他们竭尽全力寻找新的捐精者。
在社交媒体上，年轻男子不断收到各种激励，如电子游戏角色的代言推荐和现金承诺（某些项目提供高达1000美元），更吸引人的还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玫瑰金iPhone。
有些精子银行努力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拿出你的同情心，”一家官方新闻网站今年的一篇文章这样号召男人们，“帮助国家缓解老龄化问题。”
不过，实现起来依旧很难。首先，中医一直把精子储备与人体活力联系在一起，有些男人因此不愿捐精。另外，尽管不孕不育的比例在升高，但是很多家庭对使用不相干的男人的精子生孩子感到不舒服，认为那违背儒家价值观。
最近的一些广告努力对抗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捐精和捐血是一样的，”北京一家精子银行发布了这样的信息，“都是回馈社会。”
就此，陕西西安独立评论人士马晓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要捐精？他说，中国有10%的人失去生育能力，与其捐精，不如让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多生几个孩子，可以解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提出“为国如何如何”的口号，马晓明先生说，这是任由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提的。他说，中国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就提倡多吃瓜，菜和粗粮，说这些东西多么有营养。经济发展后，猪肉有一段时间卖不出去，又号召大家吃猪肉。最近又提要扩大消费，因为大量财富生产出来，难道老百姓有钱不会花吗？为什么要政府提出来？而号召大家为国捐精，大家都在为国，社会是为人服务还是为国家服务？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首先这是国家强行干预生育的结果。第二是环境污染造成人的生育力下降，男子精子数量低，质量也下降，这是不能健康持续发展的体制造成的恶果。现在号召人们捐精和所谓爱国主义联系到一起，很可笑，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表现。而所谓防止人口过多本身，政府就没有看到生育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朱老师说，毛泽东时代强调人多力量大，好办事，鼓励大家生育。之后到了大饥荒，人民生活困难，就又怕人多养活不起，还是站在由政府来养活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而政府是由老百姓养活的。它没有看到你如果好好搞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后人们的生育率会自然下降，所以强行搞计划生育，又是搞计划经济那一套。
最终，朱欣欣老师说，独生子女政策的强行出台，就是这种专制政治的结果。谈到捐精在中国实行起来有困难的原因，朱欣欣老师认为这里还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他说，中国人就是把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看作价值的根本，是崇尚历史，崇尚家族的文化传统，和美国文化不一样。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有超越家族和超越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美国人的格局和精神境界，与中国人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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