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巧琳转自2015年11月23日博讯2006年5月10日)
老马路位于中国西南某城市的中心，附近曾经有四千名居民。今天，这片由高楼大厦包围着的旧城区已变成碎石烂瓦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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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马路是3年前开始拆迁的。当时，几乎所有居民都搬走了。前些日子，我来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五六座破烂烂的房子。
这里只是一个缩影：近几年，无数中国人因为城市发展而被迫拆迁。资料显示，在最近10年间，仅上海就有250万人拆迁。西南这座城市比上海小得多。过去3年，这里推倒了五百万平方米的旧房子——也就是说。至少15万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搬家。
居住地的变动是日前席卷中国城市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住宅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被一座座推倒。国有机构管理的破旧公寓也被纷纷拆除，一幢幢由地产商开发的高楼大厦在废墟中拔地而起。
在这座城市，我采访了仍住在老马路上的一户居民。穿着套头衫和深色宽松裤的陈先生（化名）头发一丝不乱，在家门口踱步，看上去和那些体面的城市居民并无两样。他的妻子化着妆，描着眉，也不是你想像中会在瓦砾堆里遇到的那种人。
和他们从前的邻居一样，陈先生一家也得到有关机构的承诺作为补偿，他们搬走后可以住进新房。但是，陈先生认为新房的条件太差，离市中心太远。此外，他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老城区长大的，他的父母也是一样。所以，他拒绝搬走。对陈先生来说，法律不是问题。陈和其他许多拒不搬迁的人都认为，开发商和与之串通一气的拆迁队员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商业利益的牺牲者。
有时候，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块拆迁区，开发商破产后逃跑，留下盖了一半的大楼。该城市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拆迁受害者，呼吁政府帮助他们对付开发商和拆迁队。
新泽西州立大学历史学家邵勤教授的研究课题是中国住房改革的影响。她说，有些大城市的拆迁居民组建了法律学习小组，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权利。
陈先生并不指望抵制搬迁能带来什么好处，那为什么他还不走呢？
他说，他和家人只是在等待，直到最后有人把他们拖走。这个目标看起来或许有些荒谬，但不少和他处境相同的人也抱着同样的想法。邵教授说，对许多被迫搬家的人来说，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为了得到补偿，不如说是不能接受被迫搬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拆迁给许多家庭带来双重压力。那些原本住在市中心的家庭往往被打发到郊区。这样一来，许多家庭就失掉了收入来源：因为路程太远，他们根本无法再回城里上班。许多被拆迁者的工作都与他们居住的地方密切相关。拆迁前，陈先生在自己家门口经营着一个小商店。邻居搬走了，生意自然也没了。
对于许多拆迁地区的家庭来说，再找新工作非常困难。他们的一家之主往往年龄较大，技能较少。在中国，低技能工作一般都是重体力活，雇主更愿意使用年轻工人。
最近，在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城乡差距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是，城市内部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惊人。中国农民或许会羡慕城里人；但是，老马路的情况说明，只当个城男人还不够。当地人都坚信，个人财富才是生活安康的唯一保证。
亚洲时报 作者:埃里克·莫布兰德 *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