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网易新闻

不是父母不管，大城市从来没给留守儿童留过位置

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前几天，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再次谈起了留守儿童问题，说要落实县乡人民政府的责任，还要追究留守儿童父母和监护人的失责行为。听起来，好像留守儿童完全是父母只生不养、当地乡政府不闻不问的结果。但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打工夫妻把孩子带在身边，恐怕不只是“父母不负责任”能够轻易解释的。

2015 年，贵州毕节市 4 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他们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 13 岁，最小的妹妹 5 岁。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爸爸外出打工，只留他们四个人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的故事让留守儿童的问题获得了大量的曝光，使它从政府和 NGO 的工作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根据 2015 年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全国有 6100 万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 37.7％，占全国儿童的 21.88%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其中大约 4300 万的留守儿童在 14 岁以下。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留守儿童群体，他们的数量相当于英国、法国全国的人口总数。

留守儿童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后果，也很难简单怪罪于父母的轻率选择，而更应该说他们是政策与资源分配的牺牲品。

根据邬志辉、李静美 2015 年的论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他们调研的 10 个省市中，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超过平均值的省份有河南(57.82％ )、山西(44.25％)、湖南(44.11％)、重庆(43.17％)和湖北(40.16％ )，尤以河南省数量最多。

这些中部省份自然也是提供跨省流动农民工最多的地方。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5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外出农民工 16884 万人，其中 6592 万人都来自河南、山西、湖南等中部省份，占总外出农民工的 39%。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得千里迢迢跑到别的城市去打工？很简单，因为穷。尽管喊了多年的“新农村”口号，但中国大部分农村的现状依然是深入骨髓的穷。2014 年，农村居民人均一年消费猪肉 19.2 千克，消费蛋及蛋制品 7.2 千克，消费奶及奶制品 6.4 千克。耐用品方面更显贫穷，全国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的空调是 34.2 台，约 3 家人一台；电脑是 23.5 台，约 4 家人一台；比较漂亮的数据是彩电和手机，分别为 115.6 台和 215 部。欠发达地区更显严峻，四川农村大约是 10 家一台电脑，贵州是 20 家一台。

2016 年 4 月 21 日，一群建筑工人正在街边吃晚餐。/AP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曾经到贵州省毕节市下面的一个小乡村茨竹村采访，当地人告诉他们，这里大部分人种植青椒、核桃和玉米，年收入在 1000 人民币左右；但单单是送孩子上学，每个学期就要花掉 1700 人民币。所以这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去外省打工，比如夫妻俩都去江苏，一个在电子配件工厂、一个去工地，这样两人每个月都能寄回 2000 人民币。

每个月 2000 人民币对于茨竹村的村民们来说，已经足够让他们在家乡过得还不错，但却完全不足以把孩子接到身边，并给他/她提供一个不错的学习、生活环境。同样是 《2015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显示，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人（不包括包吃包住）3359 元，人均支出 1012 元，这样的收入支出比，想要在城市立足并带上孩子，显然难度较大。

除了经济上难以负担，无法腾出时间来照顾孩子也是一个问题。外出农民工每个月从业时间平均为 25.2 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 8.7 个小时，周从业时间超过 44 个小时的农民工占 85%。如果夫妻两人都外出工作，就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如果只有一方出去工作，经济上又难以承担。这样的两难境地，即便是城市中的普通白领，也是常常需要面对的。

在福建省打工的安徽人赵彦君（音译）在接受英媒《经济学人》采访时说：“我也被这些事搞得筋疲力尽。我可以回安徽啊，但这样我就没有了（福建这边的）机会和人脉。如果我把老婆儿子都带来福建，我们中肯定有一个人要待在家里找看孩子，或者我们要请个保姆，或者把老人接过来带孩子。不管哪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只不过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自然是比普通人多承受一份国家的苦难，他们想要把孩子带在身边，还有另一重更严峻的考验——可能孩子根本无学可上。

尽管中国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所有儿童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但身在城市、持有农村户籍的儿童在接受教育时普遍面临两重壁垒：办证和交钱。

上海闵行信息统计网 2014 的调查问卷显示， 当地 34.3% 的外来农民工子女未能随迁的原因是在上海无法进入公办学校，28.4% 的是因为无法在上海高考。

在上海入学的非本地户籍学生，需要家长持有居住证，但居住证的办理条件严苛，农民工并不能符合“注册资本 100 万以上企业任职”、“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这样的要求。另一个选择是临时居住证和灵活就业登记，但后者只有 3 个月的登记期，错过便没有机会了，许多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在这一关上被一票否决了入学的权利。

而在广州越秀区，只有三种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才可以在当地公立学校就读：连续居住并缴纳社会保险满 5 年，连续从事环卫、消毒站、园林绿化、市政建设服务满 2 年，或者获得过广州市或越秀区政府授予的优秀称号。

浙江则预计在明年推行积分入学的政策，在公立学校招满了本地户籍学生后，如果有多余名额就对公众放出，然后按照父母积分排名顺序入学。积分的评判标准包括父母的工作经验、居住情况、纳税投资、个人信用、违法行为等等。总的来说，就是良民的小孩先入学。这被视为是一种政策上对随迁子女入学的收紧。

2013 年 6 月7 日，同心实验小学的打工子弟学生正在做早操。/AP

就算是时来运转，农民工能够顺利让自己的孩子在一家公立学校就读，但紧接着而来的麻烦就是钱的问题。非本市籍户口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时，大多会被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有的称为“借读费”，有的叫做“赞助费”。2004 年，上海物价局统一颁布标准，小学生每学期借读费 500 元；初中生每学期 800 元；高中生每学期 1500 元。

尽管 2006 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公立学校不允许对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和其它费用。此后几乎每年都会下发各种规定和警告来试图遏制收费问题，但依然屡禁不止。就在几天前的 7 月 12 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再次强调：“公办、民办学校都不得向随迁子女收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 但这个口头警告，恐怕比十年前的那份《若干意见》更加无力。

上不了公立学校，上民办学校总可以吧？不是还有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吗。从 2008 年开始，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就开始关停大量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合格的则纳入当地的教育体系，按照公立学校的标准招生。于是，不设限招生的民办学校不存在了，留下来的都是和公立学校一样设置了高门槛的民办学校。这样的政策很快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兴衰存亡的分水岭。2001年，上海共有民办学校 500 多所，到 2013年只剩下 159 所，在 2015 年进一步减少到 148 所。

学校筛选机制这么苛刻，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教学资源太紧张所致。但实际上，因为一胎政策，上海的小学生逐年下降，导致许多学校不得不裁并，教师资源也被迫减少。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1993 年上海还有 117 万小学生，但到了 2007 年却只剩下了 53 万。但他们宁愿把学校都关掉，也不让非本地户籍的学生进来。

用各种手段把该上学的孩子拦在学校外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迫使他们都回老家去；这是通过控制教育资源，来对城市人口进行调控。

2014 年，就在全国都在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时，新华社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严格控制 5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城市提高学生的入学门槛是一种“教育控人”，通过剥夺孩子受教育权的方式，逼迫家长们移向其它城市。“教育控人”只是手段之一，此外还有“以业控人”、“以房控人”，比如将低端产业迁出大城市，加大对群租房、地下室居住人口的核查力度……主要都是为了让低收入群体主动离开这个城市。

但“教育控人”是所有人口调控手段中最受人诟病的一种，因为它违反了教育公平，以牺牲年轻一代人的未来为代价来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在联合国《儿童公约》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儿童优先”，它要求相关政策的制定、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要从孩子出发，以孩子的利益为先。道理很简单，是我们从小就听烂的那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但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显然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说他们对这句话有了另一种理解——中高收入阶层的孩子，才是祖国的未来。

这种代价在短期内也许不见效果，但长期必然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毕竟全国 21.88% 的儿童如果都无法平等地获取教育资源，这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心理健康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群人可能会是十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他们现在缺失的基础教育，在多年后会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攀升的犯罪率回报给社会。

更何况，这种调控方式却并不见得有效。规则制定者们以为亲情的纽带能让无钱无势的父母们为了孩子离开城市，但他们低估了贫穷的威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研究发现，随迁子女中虽然有很大比例无法进入上海的初中，在中学阶段回老家就读，但他们家长一起离开北京的概率只有 10%。教育控人最后控住的，恐怕只有那些失学的少年儿童。

上海青浦区某民办校长侯永强说，他们学校小学五年级的两个班级，过了一个春节就分别减少了 10 多人。这一学期结束后学校五年级有 90% 的孩子要回老家。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给出他们的研究数据：近两年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每年减少 1.5 万人。据此推算，未来五年近 8 万孩子将离开这座城市，回家变成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