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六四27周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沉默”
北京——“对不起，我不能接受采访，”“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丁子霖说。这是在1989年的中国军队镇压行动中遇害的民主抗议人士家属组成的群体。说话的时间是本周三，距离她儿子的忌日还有三天。
丁子霖曾任哲学教授，现年79岁，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她没有详细解释自己为何不能接受采访。不过，在挂掉电话之前，她又讲了一句，“门口有人在监测。”每年这个时候，当局都会派人在丁子霖位于北京高校区的家门口监控，拦住前去采访的记者和其他访客。
中文和英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种说法称，丁子霖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公安局给她发了一个特别的手机，里面只有三个联系号码，包括中国的急救电话120。周三上午，丁子霖接起了家里的固定电话，不过记者还没来得及问到特殊手机或其他细节，她就挂断了。“天安门母亲”的另一位成员尤维洁表示，丁子霖的手机也能收到短信。
在1989年6月3-4日的那个夜晚，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的儿子蒋捷连遇害，当时他只有17岁。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和他一样在那场镇压民主抗议的行动中遇害的人有数百，乃至数千。当年的抗议活动延续了许多周，震动了中国的首都。
周三，“天安门母亲”依然在世的131名成员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过去这些年是“白色恐怖的”和“令人窒息的”。今年，这份声明突出强调了他们遭遇的来自警方的骚扰，也再一次呼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政府从来不曾为这些杀戮致歉，也没有修改过对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定性——“反革命暴乱”。
以下是声明的摘录：
“‘六四’惨案已经过去27年，对于我们难属来说可谓是白色恐怖的27年、令人窒息的27年。”
“27年来和我们打交道的是警方，27年来踏破我们门槛的也是警方。每年年初从赵紫阳先生的忌日开始，两会、清明节、‘六四’忌日，甚至国家的重大活动及外国政要来访等一系列日子，我们难属都被警方监听、监视、查抄电脑、跟踪或被拘押。他们使用无中生有、编造事实、进行恐吓等等卑鄙手段，这无疑是对‘六四’亡灵的亵渎，对生者的人格侮辱。”
“27年来我们‘六四’难属一直理性地坚持三项诉求——真相、问责、赔偿，以求公正解决‘六四’冤案。但是政府一直漠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好像在中国没有发生过，对于我们的诉求不予理睬，国人对此的记忆也在渐渐消失。”
对于丁子霖而言，今年的伤痛或许要加倍。尤维洁透露，丁子霖的丈夫在去年9月去世，女儿在去年11月死于癌症，年龄只有49或50岁。据信丁子霖还有一个儿子，年龄超过了50岁。
尤维洁表示，当年她的42岁的丈夫杨明湖也是在6月4日被军人开枪击中，两天后在同仁医院去世。她说警方最近告诉她，任何因六四等政治议题想去拜访丁子霖的人都需要获得批准。她表示，这促使该群体在这次的声明中着重突出了警方的骚扰。
“有什么法律限制我们去看望一位老人？”63岁的尤维洁反问。
作为六四遇难者的家属——通常是父母——这个群体中去世成员的名单越来越长。今年，名单上的人数从2013年的33人增加到了41人。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何俊仁(Albert Ho)称，中国政府在采用“拖延战术”。联合会将于周六在中国的半自治城市香港举行其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
“他们想尽量拖延，希望随着时间流逝，随着遇难者家属离世，所有人都会遗忘这件事，”同时担任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的何俊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但北京居民的集体记忆会永远存在，”何俊仁还说。“有那么多的目击者。就算遇害者家属去世，还有很多其他人可以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作证，”他说。
“天安门母亲”一直在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表示，最后一名因参与六四运动而依然被监禁的人士苗德顺将于今年10月获释。
不过，另一家人权组织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表示，还有不少曾经参加抗议运动的人士因后来持续倡导人权和民主而遭到关押。
在香港，世界上唯一一家纪念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博物馆今年将闭馆。组织者表示，原因是他们与那栋楼的业主产生了纠纷，也受到了一些访客的骚扰。
在中国大陆，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的朋友因试图举行个人纪念活动而被带走。
在西南城市成都，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了名为符海陆的男子。此前，他在网上分享了一些照片，上面显示着标有六四事件日期的酒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