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转自纽约时报
問：學生大多數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會選這門課？
答：其實一開始我連有沒有學生修這門課都是不確定的。我的學生在1989年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對我們來說，六四是記憶，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歷史。學生怎麼可能對這個遙遠而陌生的題目感興趣呢？結果選這門課的學生遠遠多於課程的名額限制。我上第一節課都問他們為什麼會感興趣。
有的學生說，因為我去過中國，導遊告訴我，有三個「T」是不能說：台灣、西藏和天安門(Taiwan, Tibet, Tiananmen)。有加拿大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說，每年聽到媒體說」天安門」」六四」，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直到爸爸媽媽帶他到中國旅遊，在旅遊車上香港的遊客和大陸的導遊因為六四爭論得不可開交，他不明白為何雙方都是「中國人」，談論的是同一個歷史事件，都那麼激動地相信自己說的是真相，但又無法說服對方。
另外，有美國學生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組織在暑假去中國，與同齡人一起生活和學習，孩子們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有一個學生說他們都和我一樣喜歡打球和打遊戲，可是為什麼「坦克人」被變成神秘人他們都不好奇？另外一個學生說，她的中國好朋友們又聰明又受過良好教育，可是她們為什麼說中國人的素質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種族歧視？
問：有沒有大陸的學生？他們上這門課的反應如何？
答：哈佛本科生大陸來的學生本來就不多，不過哈佛暑期班的學生（多半是非哈佛本校但暑假到哈佛來進修的學生）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有大學生也有中學生。有一開始極力為政府辯護的，也有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的。有一年暑假，一位學生聽到另外一位同班大陸同學說她家裡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她就在電話裡問他爺爺，她爺爺說他也知道：那是1976年的事情。她就跟她爺爺說：不是！這位同學在飯堂裡給我轉述的時候還覺得特別沒有面子——家裡居然沒有人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跟她同來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在課堂上經常質疑我，還告訴我說不要指望改變她的想法。我說既然你不相信我，為什麼要來上課呢？她說她和她的兩位朋友都覺得我的課只寫論文，不用考試，以為很容易過的。她們第一次被觸動是聽了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的見證。在學期結束前，那位總是不相信我的同學突然舉手：我以為她又要質疑什麼，結果她很不好意思的說：她終於在電話裡「逼」她媽媽說出真相。一直以來她媽媽都說不知道八九年的事，她就問媽媽說你就是那個時候上的大學，我老師說那時候的大學生都知道的。結果事實是，她媽媽當年跟同學坐火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她媽媽當時的男朋友，也就是這位學生現在的爸爸，被她爺爺鎖在家裡沒去成。所以她媽媽本人1989年就在天安門廣場，卻告訴女兒不知道這件事情。到了最後，騙她的居然不是我。
還有一次，在關於六四鎮壓的課上，一位北京來的女孩子哭了起來，她說，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長大的，這些路，我經常走的，從小到大，走過很多次的。為什麼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在我長大的這個地方，竟然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她學得特別用功，最後的論文也做得非常好。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歷史細節真相，很難不為所動。
問：因為研究六四，你多年來受到中國學生的質疑甚至辱罵。你有沒有想過原因？
答：我們在異鄉、用外語而不是我們的母語，(［六四清晨被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等倖存者還需要翻譯）來討論我們自己國家發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這件事情在中國本土，卻不能被提及；新一代要不不知道，要不不在乎，或者為鎮壓辯護，去攻擊說出真相的人，這本來就是一件很荒誕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對那種新一代紅衛兵的態度是很不解的。我當時不明白那種黨國不分、批評政府就成了羞辱中國、羞辱中國人民的邏輯從何而來；80年代愛國就是批評政府推動改革，怎麼後來愛國就成了為政府辯護，批評政府就成了賣國，這種對「愛國」截然不同的理解又從何而來？這些思考是我民族主義項目研究的源頭。後來我開始從公民教育的角度，用政治社會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分析，特別是教科書的分析，還有學生採訪，來理解後八九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
我們的六四課程有一週的閱讀是關於後八九「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的，這個題目每年都有學生作為期末論文。有一個從歐洲來上暑期班的研究生，第一節課她就聽到大陸來的同學說中國不適合有民主。她告訴我當天晚上她就上網告訴男朋友說：我們從小到大都覺得民主是好的，要爭取民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說不要民主。她期末就寫後八九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另外一位同學的論文通過採訪中國學生，得出結論「愛國主義教育」要中國學生了解民族屈辱和歷史災難，但原來這些屈辱和災難不包括三年饑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不過我想強調，近年我發現越來越多的大陸年輕人，不管是在海外還是國內，都開始有更多的獨立思考能力，我自己就採訪了很多這類的年輕人，了解他們轉變的原因，我會把這部分內容分析包括在我的書稿裡。
問：為什麼後八九會出現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
答：六四鎮壓後要重建政權合法性，只能自圓其說，把鎮壓合理化。當然，當局還以另類的方式「吸取歷史教訓」，八九的時候，就算把校門鎖起來，學生還是有辦法上街；如何做到下一次校門都敞開着，也沒有人上街？要上街也是為了維護政府而不是抗議政府。要做到這些不容易，可是現在看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配合歷史真空的大環境下，還是非常有效的。在歷史、記憶與權力的關係上，當局讓那些對八九年有記憶的人記得和明白：這就是上街的後果；對於年輕一代，盡量讓他們不知道，要是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和說辭。
正是那種連人的生命尊嚴權利都可以為一個更高的口號而犧牲的價值，使後八九的中國變成了一個沒有底線、沒有信任的社會。認同歪理，否定常識。民眾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與他們對於民主化和民族主義的看法密切相關——人們一般通過對重要歷史事件在道德意義層面上的討論，來理解他們對國家未來的責任，而當局對歷史事件的隱瞞歪曲壓制導致了政治、社會、心理等各個層面的扭曲。那種為了利益無所不能為的價值不只是影響着中國，對世界也有着深遠的影響。
問：對你來說，今年紀念六四與往年有什麼不一樣？
答：今年，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創始人之一蔣培坤老師不能再跟我們一起紀念六四，我們不會象過去20多年那樣看到他和（他夫人）丁子霖老師在六四周年的公開信。去年秋天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已是深夜，我正在備六四的課。我以為長年累月的研究教學，我可以對八九「免疫」。可是，那天晚上我伏在書桌上失聲痛哭。從大概十多年前開始，丁老師在電話裡多次表達擔心他們等不到真相公義的那一天。我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走過這20多年的。兩位人民大學教授，17歲的兒子蔣捷連被槍殺，20多年來與一群白髮蒼蒼的天安門父母親和平理性地去尋求真相爭取公義，卻要面對長期的打壓。如今蔣老師走了，連丁老師電話都打不進去。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覺得我們儘力而為那麼多年還是讓他們失望了。
可是，看到許許多多八九年的參與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力所能及地堅守，讓我相信雖然我們現在要面對被邊緣化的孤獨，但在歷史上我們並不是孤單的。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抗爭，是為了下一代免於恐懼的明天。每年香港維園的燭光，就是點燃真相的希望。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中國必須面對歷史，才會有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