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撰写
“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这是刘晓波2009年在法庭上的陈述，即便在过去八年的漫长牢狱生涯当中，他都拒绝公开摒弃对民主的承诺。难怪中国一众领导人既害怕他生，也害怕他死。
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有信念的政党，无数人甘愿为它的革命事业牺牲，成为烈士。如今执政将近七十年，这个政党变成一个僵化而又推崇犬儒的建制。它将那些要求宪制权利的人关进监狱，禁止在国内提及他们，并用经济实力迫使外国政府沉默。在习近平主席治下，中国极力推进高压，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取得成功，除了对刘晓波这样的异数。
在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北京开始觉得这是个问题。这个奖项立刻令刘晓波成为因信念而被监禁的国际人士名单中的一员，加入了尼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季和卡尔·冯·奥西茨基的行列。
最后的一个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对北京来说，他是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类比。奥西茨基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正被关押在集中营。希特勒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家属代为领奖。
刘晓波得奖的时候，同样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正在服刑。北京不允许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反而将她软禁。在2010年奥斯陆举行的颁奖礼上，刘晓波由一张空椅子代表，外界开始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1930年代的德国相比较。
两者的共同点还包括严密的言论审查。1935年奥西茨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纳粹德国禁止人们提及此事，而今天中国对于刘晓波获奖也同样如此。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甚至禁止了“空椅子”这个词的搜索。他在国际上令中国尴尬，而在国内，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存在。
刘晓波并非一直都是一个异见分子。作为一个敢言的学者，他曾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出国的护照，在1989年之前他一直过着令人陶醉的生活。那一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成为了他人生路向的三岔口。在6月4日的屠杀之后，反抗共产党的代价，已经悲剧性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他的大多数同辈人，还有之后的几代人，都认定这个代价太高。他们选择了生活，选择了放下，选择了在体制内分一杯羹。
刘晓波是少数选择了另一条路的人。他在余生里都坚守着1989年的理想主义，先是彻底放弃了离开中国的机会，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自由。甚至在近年，他的律师表示，他还拒绝了用认罪换取自由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