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4月下旬中共中央举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国际媒体对此颇为关注，几乎所有的报道和评论都指出，会议释放出了收紧宗教管制的信号。不过，我个人觉得，这场多次被推迟的会议所释放出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中共高层认为，现有的宗教理论还需要得到发展，宗教工作水平需要得到全面提高。

就官方的宗教理论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是有明确的宗教理论的，即宗教的“五性”说——承认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中共中央出台了1982年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五大宗教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

虽然19号文件坚守无神论，但基本上是一种“启蒙的无神论”，即认为当前社会条件决定了宗教必然长期存在，信教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中共所应做和能做的，就是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启蒙”大众放弃或远离宗教信仰。不过，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使得无神论宣传教育并没有有效地施行。

但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后，特别是1999年法轮功事件后，面对国内和国际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更新宗教理论，并且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也是耗资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阶段的官方理论努力，虽然有效瓦解了宗教“五性”说，但除此之外并无新的建树，只不过更多地采纳列宁和斯大林对于宗教的论述，即对于宗教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从改革开放初期“启蒙的无神论”转向了“战斗的无神论”。

在此期间，官方尤其强调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过程中的宗教因素，认定宗教是共产党政权的异己势力，强调宗教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反复强调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信仰宗教。这种理论通过中共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系统，得以在中上层党政干部中广泛传播，其政治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与此同时，学院派的宗教理论建构一度趋向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曾经就马克思有关“宗教是鸦片”的论述进行过激烈争论。其中有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一度主张“宗教鸦片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后来放弃这种观点，转而吸收近现代西方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平衡看待宗教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承认宗教对于社会也可能有积极功能。同时，宗教领袖提出的“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也得到学院派学者的呼应，这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些学院派学者面对广大信教群众，依然是居高临下地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后的，常常喜欢指出，宗教信徒中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农民多。只不过，他们不主张用政治方式打击压制宗教，而是主张对信徒进行启蒙教育和引导。

其实，在江泽民任期的最后两年，他似乎一度有意建构更加开放的宗教理论，摆脱宗教工作上的被动局面，甚至不惜摆脱马、恩、列、斯既有论述的束缚。但是，主管宗教工作的官方理论家们进行了消极抵抗。只有一位并非宗教问题专家的青年理论人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认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善待宗教信徒，结果却招致官方理论家们的一致声讨和封杀。

后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主张真诚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通过社会改革和发展来逐步消除宗教信仰所赖以存在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当物质文明得到极大发展之后，宗教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但是，温和的无神论提出后，立即被主管宗教工作的权力部门打入冷宫，不许在报刊上公开讨论。与此同时，战斗的无神论者却异常活跃起来，四面出击，点名道姓地批判宗教和宗教学研究。

在战斗的无神论猛力攻击下，学院派宗教研究者陷入被动，最先是沉默不言，后来则被迫公开表态，在宗教问题上向左倾斜。也有人主动投其所好，在看到战斗的无神论和官方理论家们对基督教发展倍感警觉时，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宗教生态失衡论”，公开鼓吹用“土教”压“洋教”，呼吁国家扶持佛教、道教、儒教以及民间宗教，以便抑制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只不过，这种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理论，与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马克思主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在官方定调报告中实在拿不上台面。

与此同时，在反宗教渗透的口号声中，有些人勉强提出“宗教中国化”的策论，公开要求基督教必须向历史上的佛教学习，从“沙门不拜王者”的原则，转变为“不依国主佛法不兴”的心态，调整教义，改造神学。“中国化”的说法虽然被习近平的正式报告所采纳，但是语意模糊，其本意或许是瞒天过海，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其实，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基督教早已得到充分中国化，广泛融入中国社会之中，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基督教为何会如此迅速地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基督教还不够中国化，而是接受了战斗的无神论理论的党政干部，与基督教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张力。

总之，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种种现有理论和策论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但却不得不将其收纳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定调报告中，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在宗教问题上，中共要想走出当前这种困局，的确需要取得宗教理论上的突破性发展。没有理论的发展，宗教工作岗位上的党政干部们无论怎样努力提高水平，恐怕都难以取得治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