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中文网
是无钱上学的少年儿童。城市贫民的义务教育平等权普遍受到歧视，尤其是借读费和赞助费的出现，加上，私人补习成风，使市民不得不考虑缴纳额外的巨额教育费用，从而使许多城市贫民的教育权利遭到剥夺。一位随母亲到城镇来的孩子要在城镇上学需要缴纳大量的"借读费"（注：石秀印：《下岗失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需求》，《社会政策网》2002年7月25日，第16页。），据另一项调查显示，在武汉、天津和重庆市，分别有高达27%、22%和20%的贫困家庭表示，他们会因为家里缺钱让孩子退学（注：唐钧：《社会排斥与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政策网》，第21页。）。
必须指出，这些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贫困，对他们的歧视与排斥已经得到法律、制度和社会习惯的认可、保护和纵容。如许多企业明确规定女性必须在45岁退休；多数大学明文禁止一些残疾学生入学，此外，有些用人单位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扬，本企业只招录35岁以下、身体健康、男性的求职者（注：石秀印：《下岗失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需求》，《社会政策网》2002年7月25日，第4页。）。其实，社会歧视各国皆有，但西方文明国家至少不敢公开宣扬歧视。
三、美国治理贫困的路径
为了有效设计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对策，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从罗期福新政以来的美国治理贫困政策的演变，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城市反贫困的思路与走向。
美国自1930年代以来的治理贫困政策，大致经历了从解决物质不足到解决能力不足、权利不足和动力不足这四大阶段。第一是自1933年起的治理物质贫困阶段。作为美国现代福利国家的标志性起点，罗期福政府的双轨救济政策，一是社会保险，即将雇主和雇工的部分所得税收入，强行纳入退休基金、失业基金、伤残基金和医疗福利；二是公共资助，即由政府财政资助那些无力工作的群体，如未成年人、贫穷老人和残疾人（注：Charles V.Hamilton and Dona C.Hamilton,"The Dual Agenda:Social Policies of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New Deal to the Present"（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Washington,DC,August 29-September 1,1991），p.6.）。另外，罗斯福新政在1938年建立了每小时25美分的最低工资制度，这是对在职职工的美国式"低保"制度，由此刺激了美国工会的急剧发展（注：Donald S.Howad,WPA and the Federal Relief Policy（New York:Da Capo Press,1973）。）。罗斯福新政的扶贫济贫成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罗斯福新政也充满了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局限，包括对妇女的歧视、对穷人进入工作领域的歧视、对现有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等（注：Michael B.Katz,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1986）。），而且对新政的反贫困政策是否真有"新意"，美国的学者仍有争议。
第二是从1961年起的治理能力贫困的阶段。在肯尼迪总统执政的两年期间（1961--1963），美国的治理贫困重点开始移向贫民的能力提高方面，其主要精神涵盖了四大方面：一是服务，旨在帮助每个贫困家庭提高独立和自助的能力；二是预防，旨在帮助无助和无依者，预防可能再度发生贫困危机的服务；三是激励，旨在鼓励救济和福利的受益者，逐渐摆脱政府的资助；四是培训，以提供足够的培训机会和选择，促使贫困者自立、自强（注：E.W.Kelley,Policy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Limits of Localis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p.240.）。为了配合贫民能力的培养，美国的救济政策开始从集权走向分权，发动地方政府，尤其是社区的力量提供服务和培训（注：Lillian B.Rubin,"Maximum Feasible Participation:The origins,Implications,and Present Status",The Annals 385（September 1969），p.20.）。推动教育普及，帮助城市贫民在根本上增强抵御贫困的能力。
第三是起始于1964年的治理权利贫困的阶段。1960年代以来，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美国黑人，兴起了卓有成效的民权运动，由此极大地推动了治理贫困的政策走向深化。约翰逊一方面继续加大治理贫困的资金投入，同时推出许多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福利和扶贫项目，1964年颁布的《经济机会法》（The Economic Opportunity Act），它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穷人参与救济和福利项目的机会，尤其是那些严重受到歧视的美国黑人（注：Sar A.Levitan,The Great Society's Poor Law:A New Approach to Povert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9）。）。与此相配合，约翰逊总统分别在1964年、1965年和1968年连续颁布了三大著名的《民权法》（The Civil Rights Act），划时代地推动和落实了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