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6年3月30日转自多维新闻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高瑜在2015年4月被北京三中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而高瑜所提供的国家机密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办发（2013）9号]文件（以下简称中办9号文件），对高瑜的判刑间接承认了中办9号文件的存在。这份最先有《明镜月刊》刊发的这份文件，标题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前有2013年4月22日中办的印发通知，写明：“《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注明：“此件发至市地师级”。原本可以大张旗鼓宣扬的“反自由化”的文件如今竟然被确立为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可以知晓的国家机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共在控制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势与困境。
因泄露七不讲而被判刑的高瑜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坚持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中，将中共的一党专政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大加宣扬，特意标榜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而对西方民主制度则将其扣上“资产阶级专政”与“虚假民主”的标签加以批判。为此中共建立了全面的书报审查制度，对于敢于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人，轻者判刑，重者处决。
文革结束后，中共一度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20世纪80年代在学界和新闻界出现了很多宣传批评中共独裁专制西方民主与宪政的学者与媒体，如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在全国各大学做讲座，严厉批评中共的历史错误。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的《世界经济导报》与《经济学周报》等媒体也刊发了大量宣扬西方民主宪政的文章。中共对于这类自由化思潮表现出“外紧内松”政策，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始终坚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先是在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并将四项基本原则在名义上确立到立国之本的高度。之后，中共在教育与理论界相继发起批判《苦恋》、反精神污染运动，但在客观上允许这类自由化学者和媒体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这一转变的背景是中共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中共希望能处理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希望因意识形态原因影响改革开放的进行。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开展了对自由化学者与媒体的全面整肃，《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新观察》等自由化媒体很快被取缔停刊，对于方励之、严家琪等自由化学者，中共采取网开一面的做法，并没有将其逮捕入狱，而是将其放逐到美国和西欧国家，让其在海外自生自灭。
中国大陆的自由派学者在中共的整肃下一派凋零，虽然也存在资中筠、贺卫方、徐友渔等一批自由派学者，当他们与80年代的方励之等学者不同，他们知道恪守自己言论的底限，保留其与政治的界限，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中共不利的言论。而夏业良、余杰这类公开与中共为敌的学者在中共的打压之下相继被放逐到美国。
在加紧对知识分子控制的同时，中共已然无力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起全面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国大陆奉行全面开放的政策，西方的思想大量涌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成本和难度空前降低。中共传统的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早无法解释中共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更无法解释世界发展的大局，不仅社会民众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嗤之以鼻，就连中共高层纷纷将其子女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对其自己意识形态的认同也只停留在口头上。
在此背景下，中共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政策，在主流媒体上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上世纪长期踊跃出现在媒体上的“反和平演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等明显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渐渐从报章中消失。但在中共高层，对于西方民主宪政还是抱着排斥和警惕的态度，2014年春天出台的所谓“七不讲”，即中共列出的“七条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错误历史、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如果中共向社会公开“七不讲”的政策，必然使中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与权威已经远不及20世纪，大力在社会上宣扬“七不讲”，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受人以柄，暴露中共意识形态的弱势和尴尬。在此背景下，中共原来可以大张旗鼓宣传的反自由化运动就只得作为只能传达给一定级别的官僚干部的国家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