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6年3月25日转自超级苹果网
高瑜两会采访一老五少 撰文无意间预见六四
2016年03月05日 11:11 海外视角 小 中 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90年3月18日至3月29日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期间采写了政协委员徐四民与王军涛、陈子明、闵琦、陈小平、刘卫华等“一老五少”。她为这篇采访起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大标题《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当时胡耀邦还在，街头运动还未发生。这个题目不是无意间预见了未来，而是她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对时局的观察，渴望有序的剧场政治，而对广场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本文摘自2015年8月16日傅国涌博客，原题为《但得记者如高瑜》。
高瑜
前些日子，看到高瑜在狱中写的五言绝句：“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时间残忍，这位当年曾叱咤新闻界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已年过七十。1989年以来的26年间，她三次入狱，每次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方面铁条一次次分割她的世界，一方面她也一次次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她已是中国新闻史上抵抗强权、追求新闻自由的见证。自有报纸以来，中国也曾有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女记者，如浦熙修、子冈、戈扬、杨刚她们，几乎都被左翼思潮吸引，成了红色政权的催生者，却落得或右派或自杀的下场。与她们相比，高瑜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她1944年生于一个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1980年进入中国新闻社，开始新闻生涯，逐渐摆脱红色噩梦，成为一个清醒、笃定、具有文明视野和明确新闻价值追求的记者。特别是1988年她转入《经济学周报》以后，她为这份报纸和香港《镜报》采写的长篇专访，以记者的敏锐、勇气，抓住了时代中心问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她发出的那些声音无比珍贵，即便今天读来依然有万千感慨。
《经济学周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被誉为“南有导报，北有周报”与她的努力与贡献也不无关系。直到1989年6月3日锒铛入狱，她一直以专业记者视角关注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她采写的长篇报道有内幕，有细节，有分析，有血肉，受到各大国际通讯社的瞩目。1990年代初她出狱之后，不改初衷，继续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真相，以致激怒当局，在1993年再次入狱，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六年。2014年，她再次被捕，并以同一罪名获刑七年。
大约2007年冬天，在庆祝张思之先生八十岁的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高瑜，惊讶于她如此之年轻，如果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绝难相信她早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刻痕，几次牢狱竟然未将她变得老态龙钟，反而愈发显得美丽，她的优雅高贵从容淡定，正是她内在生命散发出来的，胜过了世上一切的妆饰。我与她只是匆匆一晤，当时她来向思之先生敬酒，我正好坐在那一桌。我还记得她与带着生日皇冠的思之先生合影时的笑容，那天晚上我给她们拍过一张照片。思之先生是她的辩护律师，对她有很高的评价。之后，大约2010年曾与她通过几次邮件，她送过我一本书。不料，在她古稀之年，还要面对冷酷的监狱。去年，当她再次被捕的消息传来，国内外都感到震惊，一位有良知的独立记者终究无法见容于当局。她之获刑也可以看作这个时代到底有无最底线的新闻自由之标记。与坐过国民党班房的女记者浦熙修她们相比，她要面对的从业环境更为险恶、更为严酷、更为无助，至少浦熙修、子冈她们活跃在民国报界时，还有《新民报》、《大公报》这样的民间报纸，有《观察》周刊这样的民间刊物，她们所处的还是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而高瑜从一开始就处于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即使她在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春天短暂的黄金岁月里，在半民办的《经济学周报》虽能发表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夏衍与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但她于1989年3月22日采写的政协委员徐四民与王军涛、陈子明、闵琦、陈小平、刘卫华等“一老五少”关于民主的对话只能刊登在香港媒体上，然后出口转内销。她为这篇采访起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大标题《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当时胡耀邦还在，街头运动还未发生。这个题目不是无意间预见了未来，而是她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对时局的观察，渴望有序的剧场政治，而对广场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从这一意义上，这一新闻标题也可视为她新闻从业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不到一个月，耀邦猝逝，山呼海啸的广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学运持续了一个多月，广场学子无法撤回校园。1989年5月21日，忧心忡忡的高瑜受胡绩伟先生委托，撞进广场中心，说服王丹等学生领袖，并就地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结果仍功败垂成。广场政治的巨大惯性，及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最终让和平撤离的愿望成空。包括胡绩伟、万润南等体制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徒留一声长叹，他们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的全部努力打了水漂。坦克碾碎了80年代一切善良美好的梦想。她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新闻界的代表之一，那个时代的纯粹、干净、理想主义，在她身上都能看到。我甚至想，她在进入90年代，世俗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唯利是图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仍然是面朝80年代而活的，所以，她才会在第一次出狱之后，还要两次获刑。她之获刑，就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的获刑，由此她的牺牲所赋予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意义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她的狱中诗无疑是言志，是对这个随时可以剥夺包括她在内所有国人自由的政权不屈的告白。她坐牢，却不失志，毕竟她是真正的1980年代人，不会背叛她自己和她的时代。人的一生岁月有限，诚能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蒙难、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获得做人尊严所付的代价。我想起托马斯？杰斐逊说的：“哪里有媒体（报纸）自由、人人皆识字此两条件，那处就天下大治。”在上海老申报馆旧址改装的报业主题茶餐厅里，玻璃上就用英文写着这一番话。可惜，中国今日距离人人皆识字这一条件或许不远，但没有媒体自由，人人识字也不会带来天下大治。在中国千千万万的记者中，像高瑜这样的独立记者实在太少了，没有她们的付出，真正的媒体自由又哪会从天而降，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也造不起通天塔，高瑜一次次的蒙难，就是她作为个体的付出。我的小文无力，表达的只是人间的敬意，如果她能看到，盼望她知道，在中国内外还有许多人默默的在惦念她，愿她身健心安，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