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博讯网
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女权运动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被视作“市场女性主义”（market feminism）的代表学者李小江提出“有性的人”，以打破毛时代的去性别化的妇女研究。1980年代的翻译热潮，同样也带来了一批西欧女权主义著作的引进，如法国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等，和一批本土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书籍的出版，如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等等。
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一次重要历史转向。这次会议直接带来了NGO在中国的合法化，诸如「性别平等」、「女性赋权」、「社会性别主流化」等等概念为中国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男女平等”拉开距离。一批来自美国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借机翻译和出版，例如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
1990年代以来中国女权主义深受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大陆开始向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国际基金会开放，推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各类发展项目，促成高校开设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和研究项目，以及培养了一批社会性别研究者。在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两个女权主义者群体：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以研究为主的学院派和在妇女NGO组织以项目为主的行动派，两者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妇联官员以及高校与妇女/性别研究机构的学者很多人都参与了体制外的女权运动，而妇女NGO组织的背后也往往有着她们的支持。这些老一辈女权主义者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发起、组织和维持女权运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另外，妇联通过数十年政府主导的女权运动建立了遍布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和动员结构，其他政府分支机构从来没有获得过管理妇联的权力，妇联的运作相对独立，因而有学者认为，在1995年世妇会上，妇联定义自己为NGO不是无稽之谈，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妇联所代表的国家女权主义被视作自上而下的妇女运动，通过动用政府权力将妇女议题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议程之中，而1995年世妇会后成立的一批草根妇女机构被视作自下而上的独立于政府的行动方案。
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妇女研究面对的批判对象是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主导地位，政府垄断了妇女运动的话语，而作为运动对象的妇女缺乏自身主体性。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反叛，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对“铁姑娘”形象的解构和对女性性别认同的重新建构，「在理论上，把妇女的解放从阶级的解放中分离出来；在学科上，把女性研究从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分离出来；在战略上，把妇女运动从国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民间妇女组织的纷纷成立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化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和社会空间。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6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