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娜2016年2月7日转自自由亚州电台
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中说，2014年中国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北京市离婚登记办理数量去年以5万5千余对“领跑”全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仍然是离婚人数最多的城市。北京市民政局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显示，闪婚闪离的现象近年来有所增多，北京的海淀区和朝阳区为离婚办理最多的区县。
而2013年，是12年来离婚率最高的年份，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为增幅最大的年份。北京市在2013年离婚人数从上年的3万多对增长至5万4千对，增幅最大。上海市当年办理的离婚人数超过了6万对，为该市史上最高。而在广州，2013年该市离婚登记24822对，超过2003年离婚数量的5倍。
有关专家认为，导致中国近年来离婚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社会节奏加快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生存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不足，夫妻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也会减弱。另一方面，对婚姻的看法也不如从前那么神圣，不对付就离的情况很多。
此外，婚外情增多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在离婚官司中，一半以上都涉及婚外情。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就更可能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变为婚姻的“新杀手”。
就导致中国离婚率上升的诸多原因，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女性经济独立是中国离婚率上升的最根本原因。刘开明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也把女性带入新的工作岗位，女性经济地位上升，交往圈子也扩大，很多离婚是由女性提出来的.
刘开明说，现在中国很多结婚的人都是80，90后，离婚的也很多是80， 90后，这些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结婚后导致冲突较多.
刘开明表示，中国有个哲学家周国平说，男女之间关系遵循三大原则，性关系遵循的是快乐原则，爱情遵循的是理想原则，而婚姻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要把这三个原则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很难达到一致，特别是80后90后。
有专家分析，2011年中国最高法院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第三条款”是近年来离婚数量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出来后，离婚涉及的财产分割更容易了。加之2003年起国务院颁布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手续，离婚无需等待一个月的审查，也不用介绍信。这都使得离婚更为容易。
对此，刘开明表示，现在的情况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许多人婚前有房产财产，离婚时一般也不会有争房产财产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逐年递增已经成了一个“新正常”现象。以往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家族的联姻，现在则大不相同。现在离婚的人很多不会再婚，婚前同居也很普遍，90%的年轻人结婚之前都有性关系。而现在年轻人生了孩子，一般由老人抚养照顾，所以也不会因为孩子而不离婚。闪婚闪离， 一夜情的现象都很普遍。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结婚率高，年轻人草率结婚草率离婚。胡教授说，中国现在很多人结婚都是出于金钱的考虑，婚前不注重感情，只注重物质，也使得中国人更容易离婚。
相比之下，胡教授说，美国人的离婚率就不很高，他们单身的人很多，长期同居不结婚的也不少，结婚率和离婚率相对较低。
胡教授说，目前中国的法律给予离婚很多自由，分割财产更容易也是中国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因素。
预计中国社会今后的婚姻趋势和走向，两位接受采访的人士都表示，中国结婚的离婚率会越来越高。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探讨贵州农民因为交不起超生罚款而自杀的事件。
悲剧发生于去年3月3号，是小学开学报名的日子，那一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割腕自杀身亡。
据中国媒体披露，王光荣几乎没有文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自杀之前，他曾被要求缴纳22500元的“社会抚养费”，否则他超生的两个孩子就无法入学。
中国媒体报道，王光荣在自杀前的几天一直充满焦虑地向当地官员询问罚款事宜，而这些罚款他根本负担不起。
他的妻子吴金敏告诉有关媒体说，他不想让娃娃长大像他一样没文化。中国媒体京华时报的报道说，王光荣死后，当地政府允许他的孩子入学，并提供了6万元的安葬费和帮助其建房的承诺。
就此事件，目前在美国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益仁平理事陆军评论说，中国法律对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情况却是，被剥夺受教育权的人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得到本应当属于他们的权利。
现在中国学校的一种普遍做法是，要求家长提供所谓“计划生育证明”，从而证明子女的出生符合计划生育的规定。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中国有所谓计生一票否决制，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孩子上学，银行存款与计生，罚款和妇女上环挂钩，他自己的妹妹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就必须让教育和计生政策分离。但刘开明认为，中国的一票否决制不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不过，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益仁平理事陆军评论说，地方政府的做法不能简单地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难辞其咎。
陆军说，在中国，超生罚款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来源，而且每年多少亿的罚款都不知去向，这样巨大的金库，有关部门怎么会舍得放弃。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评论说，这位父亲自杀的悲剧也许是个个案，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比过去要严重的多，这位父亲担心自己的孩子受不到教育，今后一辈子也会象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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