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珠转自：曾节明文集
看到现在还有好些民运人士在主攻马列毛，并以为继续狠批马列毛，中南海就会应声而垮，不禁为之深感悲哀，因为“六四”二十三年来，中共政权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变，这些人还在刻舟求剑、无的放矢。
虽然无耻地挂着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招牌，但中共政权早已抛弃了马列毛主义——人民公社早已倒塌、计划经济早已解体、大量的国有经济体遭“改制（私有化）”，以至于现今中国国企比例已低于法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引入（虽然此种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有浓厚权贵资本垄断和权力“调控”（操纵），凡此种种，因此，中国现政权已经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极权，或者说，现政权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固然继续打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破旗，但做的完全是马克思强烈反对的一套，它不仅早已不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中国推行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还要残酷的流氓资本主义。2001年江泽民推出“三个代表”，公开容许资本家入党后，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和劳工阶层划清了界限，因此，现在当权的中共，完全是假共产党，它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不能代表它自己的基层党员，因为这个党的领导层已经不来自普通党员，而来自早已资产阶级化了的党官僚集团（子女家人及其关系网）——就是所谓的“五百个家庭”及其代理和附庸。
最早看出中共统治集团将发生官僚资产阶级异化的民运人士，是我的恩师陈泱潮。陈泱潮早在1974年，就在其巨著《特权论》中预判：中共的所谓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民主并没有实现，中国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利用共产党的专政体制，要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陈泱潮还在书中以毛泽东的原话警告中国人：“中国一旦变修（指由共产党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当然，毛泽东的极左极权专政也不是好东西，某些方面比法西斯更坏）。”
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应验了陈泱潮的判断和毛泽东的预言。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六四大屠杀后”，中国由奉行一大二公“防修反修”的极左极权专政，急骤地摆向极右——红色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这一政治生态体制内已无可逆转，胡锦涛虽然一度想把此种极右法西斯专政往陈云式左专政的方向拉，但只拉出个“国进民退”＋管理社会学朝鲜的政左经右极权倒退法西斯专政怪胎；习近平想走刘少奇新民主主义道路，但至今仍走不出个所以然来......
陈泱潮虽然对中共大趋势的判断正确，却在《特权论》中对当时政治生态作了夸张的判断，他把当时中共官僚的特权待遇当作资本，进而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官僚特权已经资本化。实际上，从毛泽东时代直到1992年前（计划经济年代），中共官僚的既得利益都基本不能算作资本，因为那一时期中共官僚的既得利益只停留在特权待遇上，而特权待遇一是数额尚未大到增值资本的程度，二是没有可供官僚将既得利益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增值资本的市场，因此，陈泱潮的论断是错误和夸张的。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陈泱潮作为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他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绝对杜绝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这就完全洞开了权贵市场化的闸门，从此中共官僚集团有了权力寻租——特权资本化的绝好条件。故1992年后中共官僚集团飞速地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变。比照他们的前后生活变化就可以看出这点：八十年代时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市长、书记并不稀罕，现在不要说市长、书记难得接近，就是市政府一个局长、一个科长，有几台车、有几套私房、几个“小秘”...都见怪不怪，灰色私产上千万很正常，子女普遍出国镀金，甚至拥有西方国家绿卡、护照...这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
中共统治集团的资产阶级化，有这样一个大致的转变线路图：
起始阶段：1978年邓小平“复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修正主义走资路线——“改革开放”；但因为当时以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正统共产党元老许多人还活着，邓小平赤裸裸抛弃马列毛阻力太大，故只能打擦边球、搞鸟笼经济、实行“双轨制”...整个八十年代就是这种情形。
转折换挡阶段：1989年的“六四”事件，一度令邓小平走资派路线遭党内强烈质疑，以为邓走资会引发颜色革命，断送共产党的江山；但随后没有经济改革的前东欧、前苏联整体变天，又令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看到：共产党国家不走资死路一条，故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南海多数寡头达成了“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共识，急忙引入市场经济，全面加速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化。
前东欧苏联共产主义阵营之所以变天，一个重要的驱动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不再满足于特权待遇，而谋求特权资本化，在没有“邓改开”的情况下，“改旗易帜”名正言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成了这些国家共产党特权资本化的必由之路。变天后的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中，新政权官员中平均百分之八十二是前共产党官僚，恰恰反映了这一点。
而在中国，1992年邓小平洞开权贵私有化闸门，就大大减轻了变天的体制内压力，使得中共官僚集团无须改旗易帜，也能将特权资本化，而且借用了共产党专政的大棒，权贵私有化的效率比前苏联、前东欧高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邓南巡”在危急时分再次挽救了中共政权，如果没有“邓南巡”，红朝中南海政权很可能经不起苏东波的冲击，而在九十年代崩溃。
全面疯行并买办化的阶段：1992年至今。“邓南巡”后，中国共产党向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党急剧转向，2001年江泽民抛出“三个代表”，公开容许资本家入党，与党外大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这标志着中共资产阶级化的最终完成，中共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2年，由江泽民主导，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从此委身国际资本，与以撒切尔、小布什为代表的西方极右势力（西方跨国大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从此西方大行绥靖政策，至今乐此不疲；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又洞开中国资本市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统治集团又打上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烙印。
“邓南巡”引入市场经济之初，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纷纷下海，自以为邓小平的“不问姓资姓社”将会带给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等同和平演变，于是一个个放弃了八十年代的原则甚至人格、操守，纷纷唱起“深圳赞歌”来，殊不知邓小平洞开市场化闸门的真正用意，是为权贵掠夺大开方便之门，以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生命力，巩固政权，以由他们这“五百个家庭”继续专政...至于社会主义变质、共产党变修，他们才不在乎，只要由他们来专政，只要能闷声发财，怎么搞都行。
及至中国的极右法西斯暴露出狰狞面目，这些对邓南巡浮想联翩的人，在强拆、征地、计生、截访、揭批XX功中被整得吃S都找不到厕所门时，他们才知道错了！
恶果实际上早就注定了，丝毫不受监督、挥舞专政大棒的中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在丧心病狂贪欲的驱动下，恨不得一张皮榨出你三两油来，他们治下哪有人权？向他们讨要人权，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和享受权力的滋润下，要他们良心发现如同笑话，相反，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逃避清算，他们只会更专制、更冷酷！
至今有右派异议人士还在摇唇鼓舌地为温家宝辩护，说什么：温家宝作秀“普世价值”，也是推动政改的行动。我想问这种人：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是否算作净化社会风气的行动？温家宝一边帮着朝鲜牌官僚资本怪胎胡锦涛大力维稳、大搞贪腐、不要说政改，对减轻点暴政的小改良都一毛不拔，一边到处卖唱“普世价值”，说白了，他所谓的人权就是他们一伙贪赃枉法维稳圈钱卖国不受监督、不受追究“人权”；他所谓的民主就是他们一撮人少数服从多数公平分赃的“民主”。
综合起来可知，民运的目标是宪政民主——建立左、中、右派兼容公平竞选的宪政框架，当前民运的大敌不是在野的毛左，而是虚伪透顶的、戴着社会主义面具、披着共产党画皮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所谓的“五百个家庭”，正是这些这些家伙专了中国人政，他们和撒切尔、小布什等西方垄断资本家代理人打得火热。正是这些卖国求荣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派，二十多年来把中国搞得山河破碎龙脉断——漫天污染遍地毒、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见死不救社会道德大败坏、厉行“计生”手术刀民族自宫“未富先老”积重难返...以邓江胡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当权派，二十年来把中国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断子绝孙、亡国灭种的边缘！
民运的任务，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要警惕左（毛左），但主要是讨伐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极右当权派）。如果民运人士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还把讨伐马列毛当作主攻对象，就和张国堂以驱逐马列毛信奉者民运主要方式一样，是疯子战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