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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启动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重新出现了剥削关系，重新产生了两极分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带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研究员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而作。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编者按
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模式，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沉重的剥削，使农民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1970年代末启动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重新出现了剥削关系，重新产生了两极分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带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研究员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而作。编辑时略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定。
正文
农民问题是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方面，既经历了巨大的成功，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农民才永远地站起来，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迈开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总结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出路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1944年毛泽东致《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1948年1月15日他在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人民大众的解放主要是农民的解放，农民的解放就是“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74页。]
1923年4月，毛泽东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运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273-274页。]
毛泽东真正投入精力去从事农民运动，是1925年回乡养病组织韶山农民运动。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推动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回击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指出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到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他还明确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同时还“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版，第47页。]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的政策方针。这种方针，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一大创造，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党的土改政策当时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2页。]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爱国起义将领卢汉说，土改“关系今后建国的根本。”“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的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3页。]
土地改革改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傅作义通电》，1949年4月3日《华商报》，引自启跃编：《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分析了土改对农民的“翻身”意义。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土地改革重组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作为土改的第一个阶段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反对恩赐，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群众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不同意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于开明皇帝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通过推翻旧政权，代之于人民政权，彻底砸碎旧秩序，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