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传送门
网络爆料人周筱赟把毕节市政府、贵州省政府告上了法庭。事由是他去年盯上了毕节市政府1.77亿元的“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向相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地方政府拿不出审计报告，甚至认为，这是财政拨款，而不是社会募捐，因而不必要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进行管理，因此“不存在您申请中所提出的‘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的财务审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报告的政府信息”。
政府财政拨款就可以没有用款信息公开的义务？周筱赟向贵州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却遭驳回，他索性向贵阳市中院提起诉讼，起诉毕节市政府及贵州省政府。有意思的是，贵阳市中院近日受理了他起诉毕节市政府、贵州省政府的7个行政诉讼案件，并于1月12日正式立案。
毕节政府：行政能力能否被“扶贫式”提升？
这一回，毕节地方政府“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举国注目的新闻焦点。毕节政府如何应诉，通过法庭审理，公众将得到哪些信息？是下一步新闻将会追踪的核心内容。
在这之前，不妨让我们仔细考量一下，政府究竟有没有公开财政审计报告的义务呢？如果按照发达城市的做法，那是毫无疑问的。
据媒体报道，2014年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推出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广州的财政透明度在全国294个城市中排名第一。而这一排名被广州市长陈建华写进了他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显然，广州政府以此为荣。
但能公开到什么程度呢？过程充满了推诿博弈和“吃螃蟹”的实验性。
早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被称为预算公开破冰人的深圳市民吴君亮据此向多个地方政府、国家部委申请公开部门预算。第一次向广州申请的时候，同样遭到了拒绝。媒体报道称，广州市财政局一位经手此事的人士回忆，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公开了部门预算，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此后，吴君亮团队又向广州提出了申请，此后，他同样走过起诉政府部门的法律途径。提起诉讼，最容易吸引媒体的眼球，经由媒体广泛报道和舆论的倒逼，广州市财政局将全市114个部门的预算挂上网进行公开。
如果说广州做到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她是广州。那么，对毕节政府，公众可能会得到哪些反馈呢？通过行政诉讼和舆论热议，能不能让毕节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地方，在政府行政能力上来个“扶贫式”的突飞猛进、一夜暴富呢？看起来相当困难，但此事对推进政府教育及各项扶助性质的财政支出透明可查，还是有深远意义的。
留守儿童基金究竟是关爱儿童还是政府的危机公关？
当初毕节政府为何宣布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不排除这是地方政府对付舆论凶猛的一种权宜之计。
近年来，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例频发。2012年的冬天，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5个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暖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随后，毕节市政府承诺每年设6000万的留守儿童关爱基金。
但是，公众恐怕不会忘记，2015年6月9日深夜，也是在七星关区，4名儿童在家中喝农药中毒死亡。
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频频发生于毕节的留守儿童惨剧，还令人发问：全国留守儿童那么多，为什么毕节的孩子处境最为凄惨？如果有人深入当地做做社会学人类学调研，一定能够发现一些除了贫穷以外的原因，诸如地域文化、区域治理水平、宗族关系状况以及熟人社会的瓦解，这些因素或能解释物质贫困以外的精神贫困从何而来。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留守儿童之殇，地方政府拿钱能解决问题吗？
在毕节地方政府的认知里，地方财政拨款简直是政府开恩的额外福利。
又不是你们外地人捐款，我自己财政拨出，就算最终款项又花到别的地方去，又如何呢——这是几乎可以揣度的地方政府心理。他们也许本来就没有预料到有人会把三年前作为危机公关的所谓“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当回事，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命名为基金又意味着什么，行政上和法理上要担什么责。周筱赟的“较真”把他们拱上火烤了。
钱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吗？城市中产的虚伪与麻木
退一万步，就算毕节政府的这笔款项真的做到了专款专用，没有被挪用，钱就能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吗？钱也许能给无处取暖的孩子以一处避难所，但钱能化解那些诡异自杀的孩子的心理困境吗？
也许，在有些宗族关系尚存的乡村，仍隐约可见熟人社会的痕迹，留守儿童免于一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是源自远亲近邻的守望相助和看护。但农村凋敝的速度是惊人的，进城打工的农村人早已融入各自谋生的个体化进程，他们正在脱离乡村而成为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毕节留守儿童频频发生的悲剧，恰恰就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极端缩影。
可以说，仅仅靠留守儿童原户籍地政府一臂之力，是不足以承担几代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所付代价的。当进城打工农民如此高流动性，当他们贡献劳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时，谁能指望让那些打工者输出地的经济落后地区政府来买单呢？谁又调查过1.77个亿究竟是怎么调配出来的？是不是为了应对舆论风波而搞的拆东墙补西墙游戏？
因此，追查毕节政府如何用他们宣称的留守儿童专项基金，只是关注留守儿童困境的必要之举，却远不是充分条件。一切拍脑袋的危机公关决策都与制度化相去甚远，不管拿出多少钱，都只是“花钱买稳定”的草率。
对留守儿童，最大的困境是与父母的分离。促成留守儿童能够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显然仅靠原户籍地政府财政拨点钱是远远不够的，而是一个全国通盘考虑的问题，父母流动到哪里，哪里的城市就应当接纳他们跟随父母生活和就近读书。
一份近日发出的意见被视为无户口儿童及随迁儿童可能就近入学的新政。国务院办公厅14日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的户口登记问题。教育部根据这份意见则要求，“重点做好新登记户口或暂无户口的适龄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就学工作。对于随迁子女，符合条件的由流入地政府协调安排入学，不符合条件的劝告回原户籍地就学，由户籍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就近入学。对于留守儿童、残疾儿童，要尽量为他们上学提供便利。”
但这里仍语焉不详，“不符合条件的劝告回原户籍地就学”仍为各个城市拒绝留守儿童进城留有自由裁量权。更别说城市里从来没有针对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父母的提升父母养育水平的社区辅导、公益措施了。
在中国，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孩子淡漠，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也完全束手无策，与孩子之间沟通匮乏，这导致很大一批留守儿童成长在缺乏安全感和爱的环境中。
按照社会学上关于促进阶层流动的教育公平的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应当覆盖对其父母养育能力的辅导、帮助、提升。美国的多项研究表明，对底层儿童家庭父母的教育能力及早进行干预，在提升底层儿童成年后社会竞争力方面，效果显著优于大学降低门槛照顾底层生源。但在中国缺乏这样的项目，即针对父母养育能力的这种再教育免费课程。
这些仍然只是“看上去很美”的治标做法。
城市中产阶层恐怕难以理解进城打工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弃之不管的养育态度，说到底，仍是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即进城打工者缺乏长远社会保障，他们打工就是打工，完全无法共享城市的福利，这也导致他们对自己及子女如何融入城市没有预期。在亟需解决生计的迫切焦虑之下，他们根本无法考虑与子女分开的代价。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经济保障，他们都还无法过上一种有精神追求的生活，所以，城市中产阶层极为迫切的陪伴子女的这种价值追求，在务工农民那里，简直是奢侈而又不切实际的“城里人的娇气”。
如果结合一些一线城市居民对异地户口参加高考的排斥，以及国家提出的要让农民在城市买得起房的口号来看，现实真是对留守儿童虚伪得很。
毕节留守儿童之殇，一次又一次昭示“中国模式”的代价，但总有人以GDP数据的漂亮来否认这些代价的残酷。也许，我们只有等再过一个30年回望，才会明白一代留守儿童的伤痛和沉沦是这个时代怎样沉重的精神创伤，其长远影响又是如何地深远，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精神的伤疤，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是如何在人们的蒙蔽与麻木之中被损毁和羞辱的。
本文截稿时，毕节再次传来消息，1月12日晚，3名女童在阳长镇肖家寨村走失，至今未找回。新房乡政府办公室确认，其中至少有两名儿童为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