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69年，中共下发231号文件，要求各大专院校对保畄学籍、毕业后未分配、畄校察看的“右派分子”作出处理：一律发回原籍劳动生产或监督劳动改造。这一罪悪政策，让伍登祥蒙受了更多的灾难。他拿着学校的处理通知，到成都市橦梓巷居委会报了到，再去“派出所”却遇到了麻烦，“派出所”拒绝给他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上户口，把“皮球”又踢回“川大”。这边除了名，那边不接收，相互推诿、两年有奇，伍登祥成为毛魔专制独裁统治下愿做奴隶而不得的无籍贱民。
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食难果腹的年月，党国社会主义体制实行的是“配给制”，中国土地上的全体国民，都被网络于共党编织的大大小小、上下四方的各级“组织”之中，每个人按“组织”系统领取粮票、肉票、油票、糖果票、购物票等等几十上百种各式各样的票证，凭票供应每日最低生活需求的各种食品和物资。伍登祥上不起户口，就领不到票证，没有赖以生存的票证，就买不到粮食，没有粮食就无以为炊，他再次陷人被饥饿的慢性虐杀之中。
在户口未上起之前，为了摆脱困境，解铃还是系铃人，他只能回到川大像乞丐一样纠缠学生处出面落实。户口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伍登祥只得拖着残疾的身体，每月按时像伺候于公卿之门那样、至学生处办公室门外静坐，待处长下班出来讨要饭吃。这种低首下心的弱势表现收到了效果，差不多都批条子给学生食堂，叫发给伍登祥21斤粮票12元钱（当时大学生每月的伙食标准），有了这点钱粮，才保住了性命。为了争得这点起码的生存条件，有一次还闹到军代表处，“就是犯人也有囚粮、要给予饭吃，何况我是畄校察看的学生，学校把我推向社会没有交脱，我不找学校还能找谁？”，军代表听了大概觉得不属于“右派翻天”，结果大笔一挥，那个月多发了6元钱不说，还责成学生处与伍登祥所在“派出所”联系，协调解决他的入户问题，由“组织”出面，自然很快就落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