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造反派、相继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使原来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瘓，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官老爷们，紛纷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沦为阶下囚，成了那段时间全国所有报刋争相登载、大快人心的特大喜讯。真是“卅年河东、卅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四川大学被川大8.26夺了权，十年前靠踏着“右派”的躯体、从党办秘书加官进爵成校党委副书记的极左份子焦锦钰，校党委书记丁耿林等，不是打成“走资派”就是戴上“三反份子”、蜕化变质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帽子，加入到“另类”行列，品尝着当“份子”的滋味。由整人者变身被人整者，这或许就是过恶事做多了的报应。令伍登祥意料不到的是，他竟会同丁耿林、焦锦钰、张默生、任二北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一起，软禁在川大新教学楼二层一间教室里朝夕相处，成为颇具讽刺意味的室友。张默生曾是川大中文系系主任，57年呜放期间，因替流沙河的“草木篇”仗义执言，讲了“诗无达诂”的公道话，受到撤职降薪处分的“右派分子”;任二北即任仲敏，是研究敦煌曲子词的大师、“唐戏弄”的作者，在郑振鐸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多处引证提及。由于他的研究成果，中国戏曲的历史被提前了几百年，新华社为之发过讯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样一个专家学者，因其担任过国民党中常委于佑任或翁文灏的秘书，毛魔治下、一直享受“历史反革命”待遇，留川大中文系控制使用;丁耿林、焦锦鈺已如前述，是中共的高官、执川大牛耳的一、二把手。这三种人被造反掌权的新贵们弄来打地铺、共处一室，实属左、右、反大杂烩的一道风景。伍登祥地铺的右边是丁耿林，左边是张默生，斜对面依次是任二北、焦锦钰。自打“走资派”面市以来，新陈代谢、“吐故纳新”、造反派对揪斗右派“死老虎”已兴味索然，感到榨不出多少油水，造“走资派”的反更能使革命小将们精神亢奋，如此一来伍登祥的日子就稍为好过了一些。加之他是不起眼的小渣渣右派，像在川大运动场召开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他连添列末位当陪绑的资格都不够，便少受了许多人格的凌辱、肉体的摧残。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们每个人的铺位上方，都挂着一顶高帽子、一块大牌子，时刻准备着被传唤时随身带上，一到批斗现场，就自觉头上戴上高帽子，颈上挂起木牌子，表示向毛魔和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面对灌输了“思想春药”煽情勃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浪潮，为了活命，为了少受皮肉之苦，人的懦弱与逆来顺受的适应能力于此显露无遗。“休闲”的时候，大家背靠墙壁坐在自已的铺位上，张丞相望着李丞相，都不说话，实在也无话可说。曾经的左派右派，统一于“份子”项下，彼此立场、观点迥然不同，除了默然无语之外，又能说什么呢？伍登祥在四人面前虽属小字辈，但十年畄校察看，使他看清了毛贼独断专行、倒行逆施，视生命如草芥，把民众当寇仇的罪恶本质。他坚信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人民群众起来赶跑国民党，决不是祈盼建立一个比国民党统治更坏的政权，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一个违反大多数人意愿的反动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他虽然不能预卜这种苦难的日子何时到头，但凭自己尚还年青这一点，就足以拚到毛魔头“倒桶”的那一天。眼下的忍耐，正是为了明天的重生。所以在血雨腥风的“文革”岁月，伍登祥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每当看到丁耿林、焦锦钰被斗得狼狈不堪押回囚室，对于57年这些整过自已，断送了自已前途的人，他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复仇快感，只有人性赋于的怜悯。他们从过去的整人到现在的挨整，就像一枚硬币两面，是这个现行集权专制制度铸造出来的，其实他们也是任人摆布的受害者、牺牲品。因此、每当“走资派”提出去批斗、中午未回，伍登祥就会代他们去红瓦村食堂打饭，回来就喊他们吃饭，劝他们想开些，注意保重身体。有时丁耿林精神压力太大，吃不下饭，让伍登祥代劳，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他自然乐得饱飡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