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转自中国网
| 谁也没有想到，在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出现了“民工荒”：从2004年初开始至今，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劳动力市场纷纷告急，普遍缺工。据媒体报道，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缺口保守统计就高达200万人。大量农民工纷纷离厂，使众多企业的生产顿陷困窘。一些缺工的企业为吸引农民工前来应聘，甚至把漂亮厂房拍成照片一并附在“招工启示”上，但依旧没有多少“农民工”买帐。
曾经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这一次好像是在突然之间，颇有默契似的一致向市场作出了一个令谁都不敢轻视的举动：他们向市场说了声“不”。 缺失社保，民工说“不” 今年春节以来，福建、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情况。与过去劳动力市场普遍缺乏技术工、熟练工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市场告急的却是普通工种——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承担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曾高唱着“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农民工远离了广东，使那些曾坚持认为“要想富，就走沿海打工路”的农家子弟不再对这些地区充满迷恋？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四川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川军”名号在外出务工人员和招工企业中也一直声名赫赫，这里农民工的发言颇能代表他们某些共同的心声。 肖军(四川农民，曾在广东务工8年，2个月前离开广东去了上海)：在广东等地我们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简直就是廉价劳动力。在上海打工，平均工资就要比广东高200元左右，在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护方面，上海做得也很好。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的话，我们就只有对他说“不”。 曾与妻子双双在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务工的四川省金堂县人罗世彬，不久前也向他们的工作单位递交了辞呈。罗世彬所在的金堂县是四川省劳务输出基地县，主要向广东输出劳务人员。2003年该县有17万人外出务工，其中大半流向了今天发生“民工荒”的城市和地区，在这些地区金堂县的农民工们去年一年大约就赚了7亿余元。罗世彬与妻子在没辞职之前，两人每月收入合计近2000元，比起在老家务农的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收入水平令人艳羡，但是罗世彬却果断地带着妻子从广东辞职了。 罗世彬：在那边打工就像犯人一样，什么保障也没有。我在广东务工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在这个厂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个月800元左右，没加过薪、没拿过任何补贴或福利。此外，厂里还要扣压一个月的工资，并经常叫我们干一些没有报酬的活。而且工作条件艰苦、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在那儿我们平均一天要干12个小时，晚上6点半上班，常常要到第二天上午9点老板才同意下班。与其在外面“像犯人一样”打工，过着没有保障的生活，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我在广东打工不少老乡都和我想得差不多。 钟代泽(金堂县亨通职业介绍所经理)：很多去广东打工的人都反映那边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大，而且还要扣压工资，许多人就不愿去那边务工了。前不久，深圳一家电子厂要招500人，但现在只有3个人愿意去，东莞一家鞋厂招人，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工作呢？ 当然那些能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基本权益的企业也能留住工人。 陈超(四川农民，在广东东莞某鞋厂已经工作了近7年)：虽然这家工厂的工资也不是很高，每个月只有800元，但是工资能按时发、老板也不会随意克扣，各种福利、社保工厂也都解决了，在这样的工厂工作觉得踏实。我们这个厂一共有几千名工人，近一半是四川来的民工，但走的人却不多。 一个群体开始觉醒 一种力量开始形成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他们见多识广保持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他们吃苦勤奋成就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而这样一个群体却一直没有进入我国政策的主流视野，处于边缘化地位。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同时他们又不像工人那样有着自己严密的组织，他们大多是小团体活动但又有自己的潜规则，他们大多两地分居、普遍缺少文化生活。如果不是去年孙志刚事件，恐怕如今的农民工还要一面用廉价的劳动力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一面随时有被收容遣返的危险。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80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了，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不久前在政协十届常委会某次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必将给这些农民工的未来生活带来各种隐患。于是，与“民工荒”伴随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普遍增强。 罗兴国(金堂县委副书记)：广东等地出现的“民工荒”是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的一个强烈“信号”，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 农民工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表现就是各地“农民工会”的成立。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在沈阳出现的农民工工会，截至6月末，已有会员4500人，有的农民工还被选为工会委员及工会领导。该工会已经为100多名农民工要回了近35万元的拖欠工资款。除此之外，珠三角等地农民工会也在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为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并有取代老乡会这种具有民间原始特征自发性组织的趋势。不少将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流向也开始受到这种组织的影响。 廖先贵(金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今年上半年，从广东等地发来的招工信息和招工人数都比去年同期增加1倍的同时，金堂县外出务工人数也增加了6000人左右，但这些人却好像很有默契似的大都没有选择广东，而是选择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胡光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我们的政府在进行劳动立法、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规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必须把农民工纳入到主流视野，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边缘人了。 我国经济正在接受道德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地方长官普遍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在激烈的竞争中，农民工权益保障往往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奕的牺牲品。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在本地投资，有的甚至暗许资方可以不给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买保险、办社保，对其为前来务工人员准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不可否认，盘活民间大量流资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忽视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 到目前为止，全国大约已有上亿农民被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但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普遍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子女入学要交高额赞助费等。 据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的调查，四川农民工每年因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损失，占到了当年农民工收入的10%，平均每位农民工每年要损失几百元。救助中心主任朱维成7月中旬曾和广东省发改委、劳动厅等部门一起到广州市作过调查，发现广东许多台资、港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90年代，扣除物价、交通等因素，甚至还赶不上内地的一些企业。因此有人认为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占用了低成本的农民工劳动力。 陈孟坤(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对保护民工权益来说，这次“民工荒”现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广东那边许多企业都把“按月发工资”作为在川招工的第一个条件，这说明民工权益保护的“倒逼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保护劳动者权益成为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据报道，最近一段日子，苏州、杭州、绍兴、无锡等长三角城市的不少企业，也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大致在7%到12%之间。调高农民工薪资待遇，客观上的确会削弱我们曾引以为豪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但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只有建立在相对合理的工资水平上的GDP增长才是道德的，更何况“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由过去只盯着GDP数值转而逐步关心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这不正是十六大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吗？据了解，从2003年开始至今，广东省的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到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 郭正模：除投资环境外，就业环境其实也是地区的重要竞争力。尽管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力总量上不会出现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将不断降低，并最终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保障等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缺失，而缺乏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就业是一种不正常的就业。那些只想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并通过不停的轮换高强度生产作业的工厂和地区，从现在看来，他们是受到了惩罚。(来源：焦点网谈 新华网四川频道 记者侯大伟 江毅 实习记者 薛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