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5年12月11日转自博谈网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今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书所指的“国家秘密”，是中办发2013九号文件，也就是其中提到七个“不准”的那份文件。高瑜提出上诉，5月14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
二审两个月时限到期，法院通知延期两个月。在前面节目中还报道了被羁押的高瑜女士健康状况恶化情况。9月9日，高瑜的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高瑜，之后又将会见情况转告了高瑜的家人。
家人得知8月13日看守所让高瑜在两个文件上签字。一个是二审从7月12日延期到9月12日的延期文件，高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过期一个月了，等于是让高瑜补签。再一个是二审从9月12日，延期到10月12日的文件，则是提前一个月让高瑜签字，等于是预签。高瑜认为不合法，拒绝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但是这些文件都已经发出，因此可知高瑜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到10月12日。
10月12日高瑜的律师接到法院电话通知，高瑜案二审再延期三个月，也就是说到明年1月12日。
今年8月中旬律师以健康理由为高瑜提出“取保候审”申请，9月7日“取保候审”申请被当局拒绝。
高瑜遭“坐板”酷刑，放风时间过少，看守所饭菜质量差，健康更堪忧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入狱以来，早晨六点半要起床，每天有大约八小时要“坐板”。“坐板”是酷刑的一种，端坐，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做任何事情，只有很少时间给放点电视。
再例如，按当局有关规定，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应该在一到两个小时，但高瑜的每天放风时间常常只有十分钟。
家人还得到消息，高瑜所在的看守所近来换了一家承包公司，被羁押人员的伙食质量非常差，饭菜特别咸，馒头又黑又小，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更加担忧高瑜的健康状况。
莫少平：律师10月13日会见高瑜，才知二审第三度延期未通知高瑜本人
10月13日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高瑜。因为我打不通尚宝军律师的电话，高瑜的律师莫少平转述了当天会见的情况。
莫少平：“今天是尚宝军尚律师去见的高瑜。大概这么几个情况：一个因为昨天是12日，是高瑜这个案件第二次延期的届满日，法院已经正式通知律师高瑜案又报请最高法院批准延期三个月。高瑜这个案子是第三次延期了。这个在会见时就转告她，因为她还不知道案子又延期了。按照相关规定应该通知她，但是没通知她。”
莫少平：高瑜得知二审再延期三个月消息非常愤怒，并希望对她的淋巴结节作“活检”
主持人：“请问这个告诉律师是用口头还是书面通知？”
莫少平：“电话。第二是她本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上次见她的时候，看守所给她去进行了一个血液化验，因为她颈部有那种结节。我们上次见她的时候，只是抽血去化验，但没有结果。这次有了结果，她的血液化验还是正常的。但是不是还进行‘活检’，因为当时高瑜并不清楚又延期三个月，所以当时没有非常明确地说需要不需要‘活检’。这次明确告知她最高法院第三次批准延期了，她还是希望医院对她（的淋巴结节）进行一个‘活检’。
第三，她得知第三次延期而且延期三个月这消息，非常愤怒，说‘我这个案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没有最终结论，是不是要把我在看守所里关到死啊？！’又不给取保候审，她身体有病，年岁又这么大，所以她对这个表示非常不满，非常愤怒。”
莫少平：超过法定审限即应取保候审，法定审限不应包括延期，这是法律规定的疏漏
莫少平：“下一步我们律师准备再力争为她去（申请）‘取保候审’。因为关于‘取保候审’、关于‘法定审限’我们和法院的看法有分歧。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认为法院的‘法定审理期限’（两个月）不包括延期。也就是说，你在法律规定的‘审限’之内没有审结，你申请延期了，这个延期是属于‘法定审限’之外的了。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定审限’之内没有审结案子，就应该‘取保候审’。特别是我们这种理由依据就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延期审理是没有次数限制的，所以如果把延期都算作‘法定审限’之内，那就没有超过‘法定审限’的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可以永远关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法定的审限是不应该包括所谓他‘申请延期’的。特别是像这种报到最高法院，这种延期的次数又没有法律规定的一种禁止，我们觉得，这也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个疏漏。你如果这么没有限制的可以同意延期的话，那实际上也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只要是没有在正常的法律规定审限之内审结，申请延期了，这就不属于‘法定审限’了。所以我们还是准备再为她去力争‘取保候审’的机会，再次向法院提出为她‘取保候审’。”
莫少平：法院延期审理应告知当事人，手续补签、预签、不告诉本人都不合法律规范
莫少平：“严格来讲，你如果法院延期审理的话，经过上级法院的批准，应该告知当事人。这个没有告知，包括前面的手续，一个是补签，一个是预签，这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规范。”
莫少平：最高法院可批准延期原则是“重大疑难复杂”案，而高瑜案事实非常清楚
主持人：“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高法院可以批准延期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条件和前提？还是任何什么案件……”
莫少平：“这个都是原则性的，就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像高级法院，他报请哪儿了，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延期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批准延期三个月，这是他的一个权力。”
主持人：“您作为执业律师，像高瑜这样的案子在您看来，与‘重大、复杂、疑难’有什么关系吗？”
莫少平：“我们觉得这个事实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本身争议的焦点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这个案件的事实，我们认为很清楚，没有任何其它障碍。”
高瑜和高瑜案简况
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去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9月24日高瑜案以同样涉嫌罪名移交北京法院起诉。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长篇访谈录此前已播出的九部分内容简要回顾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分段播出了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前九部分。其中谈到她的家世、童年、大学生活、“文革”经历，以及她自己结婚以后，家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高瑜还回忆了在“改革开放”年代她先在中新社作记者，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期间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一直谈到1989年3月“两会”前后为推进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作的努力。谈到她1989年6月3日早晨在上班路上被当局绑架，家人三个半月不知道她的生死下落。后来家人被告知“高瑜被监视居住”，但仍然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直到1990年8月28日，高瑜被送回家。
三年后的1993年10月2日。高瑜在原定赴美国访学的前两天，第二次被抓捕，后被以“泄露国家重大秘密罪”判刑六年，从大红门看守所被送到北京的延庆监狱服刑。
高瑜这位早期中共党员的女儿，在前面播出的自述中还回忆了自己从酷爱唱歌的青少年时代，到监狱中恶劣的环境对身体的伤害、狱中的被迫劳改，直到被强迫唱监狱规定的歌曲，体会到‘唱歌也会成为一种酷刑’。
高瑜谈到自己多本狱中日记和读书笔记被无遗漏的没收，谈到自己的狱中心态和个性特点。也谈到因为自己多年失去自由，家人为此付出的代价。
高瑜：漫长的监狱生活让我面对突然灾难有更强的应变力，出狱后先生重病也非常困难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专访录音之十，也是本长篇专访的最后一部分。
主持人：“您觉得您经历漫长的监狱生活之后，有哪些使您改变的东西？”
高瑜：“它就让我面对突然的灾难我有更强的应变力。你看我出来以后也非常难的，我先生身体状况面临了几次……一次是车祸，接着就是一次小中风没有及时发现，今年的中风就严重了。这就说明……前一年有一段……他忽然半拉身体没感觉了，鞋掉了都不知道，但是照的片子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家就麻痹了。他这次中风也是照CT什么问题也没有，结果等到十天以后还没有太好转，那就照个核磁共振，一下就出来了，而且脑干部的（有）一个新形成的大血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多变故，而且尤其是那次车祸，从那以后我先生身体就很糟糕，一天鼻涕眼泪哗哗的流，连走路都不能，躺在床上。我有时候扶着他上厕所，他还能挪一步，病得不是说全部瘫痪，他一下压到我身上，我只能往下低着驮着，我根本就弄不起来他。哎呀，非常难。而且他开始还泡药澡，你说孩子都不在家，我把他弄到澡盆里泡，再把他扶起来，这种情况……我遇到这么大变故，我没有一滴眼泪。要没有监狱那种锻炼，那种磨难……我不是心硬。
我的眼泪呢，我母亲去世以后，我流了好几年眼泪。1995年我得‘自由金笔奖’，我不（请人）带出去那封信吗，后来十月审查我，我一提起母亲还‘哗哗’泪流，结果也等于把他们这些人给打发了。”
高瑜：对爱情忠贞不渝是美好品德，我算得到了爱情，但没有文学作品里那么浪漫
主持人：“前面您讲到从小非常爱唱歌，近来这些年新的歌曲里有您特别喜欢的吗？”
高瑜：“哎呦，你这真是对我的考试了，我要交白卷了。我喜欢唱歌还是……起码是三十年前了，现在我几乎很少唱歌。流行歌曲我不太懂，但是我最近逐渐爱听了。
你知道吗？关押我的1989年给了我一台电视让我每天看，我才知道什么叫流行歌曲，我才认识了那些明星。不过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表现爱情的，爱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啊。你看中国的民歌，多少都在写爱情。而且苏联歌曲，连卫国战争歌曲也是表现爱情这种忠贞不渝，这是人非常美好的一种品德。”
主持人：“您觉得您得到了爱情吗？”
高瑜：“算得到了吧。但是并不是像我年轻时候在读文学作品时看到的那么浪漫，但在中国作品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浪漫。所以我才是个中国人，我也不会得到更浪漫的东西（笑）。”
高瑜：看大学同学聚会的纪要——怀念“文革大批判峥嵘岁月稠”，我非常吃惊
主持人：“您在接受我采访时曾经提供了这么一个细节，您说直到现在和中学的同学聚会，还是常常和一些干部子弟在一起。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现象？”
高瑜：“（笑）我们本来就是从小的好朋友，一个圈儿长大的，这绝不是说对别的（人）排斥。友谊就是地久天长（笑），这个很难摆脱的。
我大学里边几乎没有干部子弟，很少的。但是我们同学接触呢，我们共同的语言非常少。为什么呢，和中学同学能够敞开我的心扉，谈现在的……她们甚至能够共鸣。
但是和大学（同学）就不成。有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他们反复思考，没有让我参加。有一个在一个地区当政协副主席的人邀请大家到葫芦岛，他们后来写了一篇聚会的纪要，都是文人嘛，喜欢舞文弄墨，就给了我看。我非常吃惊，他们竟然怀念的是‘文革’的那种‘大批判’，‘文革’的那种‘峥嵘岁月稠（毛泽东诗词语）’，哇——我非常吃惊。”
高瑜：我想起的“文革”是黑暗的，和“六四大屠杀”一样就像纳粹集中营那种记忆
高瑜：“我说‘你竟然……文革不管你是参加武斗没有，你参加批斗没有，在那场把中国几乎拖到崩溃的边缘那么一场恐怖活动……我就给文革定义，就是一场大恐怖。恐怖主义在文革畅行，红卫兵的那种恐怖，还有一种群众专政的恐怖。再不要说毛泽东号召打倒一切这种恐怖。你难道没有一点反思吗？现在什么人能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你的青春岁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
所以，我想起来的‘文革’永远是黑暗的，是和‘六四大屠杀’一样永远抹不掉的一种……就像纳粹集中营那种记忆。
我没有经历过纳粹集中营，但是中国的一个‘文革’，一个‘六四’，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学同学反而语言接触的共同语言现在越来越少。”
高瑜：大学同学最让我痛心的是现在还有“文革”的那种很强烈的派性
主持人：“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有一个无意中的‘抽样’意义呢？您觉得有没有代表性？”
高瑜：“当然了。正说明他们是失去思想的一代，他们在思想史上是被抹去的一代。”
主持人：“恰好是您的同龄人。”
高瑜：“当然是我的同龄人哪。当年丁子霖（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的班级辅导员）曾经跟（原）班上（同学）讲过，说‘班上你们同学里边最有出息的就是高瑜’，那次是我第一次出狱。这是为什么呢？要是丁老师没有经历过‘六四’丧子，我想她也不见得对我会有这样的评论。我是坐了两次监狱，而我的有一些同学可能干到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在班上连抄文章都抄不成章的那么一个人现在竟然是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副政委……”
主持人：“在这样情况下，当他们面对您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您后来所经历的？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高瑜：“当然我们班呢，最让我痛心的就是还有‘文革’的那种很强烈的派性。他们那一派，就是反丁老师的那一派，几乎都是党团干部。所以他们到现在对我们，尤其我坐了监狱了，他们没准还认为是活该呢（笑）。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有一部分也是那派里的同学，反而对我非常友好，在心里边他们非常关心我。而且很少的有那么几次机会，他们到我家作客，跟我交谈当中，我认为我对他们会产生很强烈的影响。所以呢，这些人里边最重要的还是具有良知的人，可能是思想上被蒙蔽了，但是是有良心的，还是善良的，这样我们还是很容易接触的。
但是个别的……我们人大六二级也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党棍，像这种，我们是永远没有共同语言的，有几个（同学）已经拒绝来（参加老同学聚会）了，但是我一次也没参加，
我参加的都是小型的，不是全班性的聚会，因为人的年岁也都大了嘛。而且他们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庆幸我们班上没有出现一个腐败分子’，就是说没有因为贪污受贿入狱的。我说‘你们庆幸啊，因为你们没赶上，你们都退休了（笑），你们那级别还不够’。我就说‘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不改革，这种腐败会落在每一个当官的人头上’。”
主持人：“从您谈到您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听出来好像是‘文革’在亲身经历过它的人中留下的痕迹像是要携带终生似的？”
高瑜：“对。‘文革’这种派性到现在对我们班还是非常强烈的，包括他们对丁子霖，丁子霖发展他们入党，提拔他们当干部，反而把丁子霖作为敌人那样的要打倒，没有丝毫的同情心，那种‘红卫兵’的野蛮全部表现出来了。”
主持人：“包括丁子霖成为‘六四’的难属，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高瑜：“‘六四’丁老师的儿子被打死，我相信班上绝大部分同学会同情。也许有些人会站在支持党这种立场上，会对丁老师有一种否定，尤其丁老师现在经常发表公开的一些意见。他们可能不了解，我相信他们对这些情况……那些人也不知道。”
主持人：“那在你们聚会时，你们会有公开的争论或者冲突吗？”
高瑜：“个别有。他们曾经说‘你看，高瑜的脾气一点儿没改’。还有人劝我……都是我们这派的，说‘你为这些事做这么多工作，有什么用啊？所以还是不要管了！’”
高瑜：如果到俄国我不会参观列宁墓，但世界反法西斯是文明反对野蛮的伟大战争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学同学的友谊，又都是干部子弟，当你们在中学（同学）这个圈子之内的话，您觉得这些同学走过了四十多年人生风雨，她们今天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和您的距离大不大？”
高瑜：“没有大学同学大。而且比如在‘文革’问题上，我曾经在我们饭桌上，我说你看大学同学见面竟然回忆的最值得怀念的是‘文革岁月’，‘大批判小组’。当时朱丽南（空军中将朱辉照之女）就对‘文革’非常愤慨，但是朱丽南到苏联去，她说她对着列宁墓鞠了三个躬，一个是代表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她自个儿，还怎么的。我说‘我到那儿我都不会去参观’。这就是我们还是有分歧，但是有一致的地方。”
主持人：“那您不会去参观，当然您是没有去过俄国，您想像一下，真正当您踏到那片土地上，会不会回忆起那个时候对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歌曲的那份……”
高瑜：“我还包括对红军。我会非常的激动，和我今天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个‘二战纪念地’一样的激动。这边是美国青年的热血的抛洒，那边是苏联红军的热血的抛洒，就是包括去年（2005年）全世界五十多位政要到莫斯科去向苏联的红军墓献花，而且红军老战士坐在卡车上，男女老战士在高唱《喀秋莎》、《神圣的战争》……都使我非常激动。因为这种全世界反法西斯，就是文明和野蛮的最为伟大的一场战争。和今天一样，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野蛮，是一种恐怖主义。在今天，我们在保障人权、伸张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认清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高瑜：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思潮，但我觉得它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
主持人：“如果请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您的父亲是一九二几年入党、并且参与地方建党的老党员，直到您在他逝世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您正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这样长的父女两代人的这么一条路，回顾一下，您怎么样看您家庭和您个人经历中的这样一种命运？还有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
高瑜：“我觉得呢，从家庭的脉络不能说它就是怎么曲折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人呢，最重要的是他的独立，选择个人的……不是由父辈来决定的。我觉得如果我父亲还能活在今天，他仍然在‘六四’问题上会坚决的支持我，和我的母亲一样。
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它是一个思潮，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灾难。所以在今天，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少，这个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发展。
在今天我们在批判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多的也在批判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这一点绝不是什么‘干涉主权’啦，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自由’啦，我觉得这种‘选择’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统治者的选择。”
高瑜：要消灭恐怖主义，也要消灭极权专制，反思中国问题应该从毛主席进城开始
高瑜：“所以，在今天来讲，我们更重要的、共同的……既要战胜、消灭恐怖主义，另外也要消灭极权专制制度，要使全世界都汇合在主流文明上，这就是民主自由的制度，对人权的最根本的保障。新闻自由只是人权的一部分。
从苏联人民当年和法西斯战斗那种艰苦卓绝，一个列宁格勒饿死一百多万人，他们没有白死；我们中国‘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我们的人就白白死了。但是现在我总觉得，我们这几千万人也不能白死。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是需要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回忆和批判。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到现在也影响了邓小平的问题，也是属于毛泽东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政治制度存在的一些最严重的限制着……使宪法不能真正的落实，现在就造成经济、社会贪污腐败……以至环境的所有严重的问题，你追到最根儿上还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从1949年开始，毛主席就穿着那个翻领的军大衣，坐着美国吉普车，领着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很多问题就应该从毛主席进城开始。”
高瑜：“我自横刀向天笑……”过去认为是豪言壮语，今天觉得是很自然的意识流表达
主持人：“您这次来到美国，正值何家栋先生过世。前面采访中您也提到他在您从事新闻业的过程中对您有一些引导带领……”
高瑜：“何家栋老人更多是在他的思想、他的智慧启迪了我，对一些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分析，而且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不是说因为他去世了，我以后就再也受不到他的影响了，我想这种影响是长远的，是一生的。”
高瑜回忆她第二次失去自由1994年的宣判。
高瑜：“11月10日宣判，回来（到看守所）以后我给何家栋偷偷写了一封信，好像也是用手纸写的。当时我不是可以写‘上诉’了嘛，所以给我笔了，那在安全局连笔纸都不给你。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写了第一个关于我整个的审判经过、案子经过，后来让程翔带出去发表了。
我写的还有谭嗣同写的那首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四句吧，还有一句是什么我忘了。”
主持人：“‘去留肝胆两昆仑’。”
高瑜：“你看我经常忘东西现在，也是脑子不成了。我当时是说‘过去我们学这些诗的时候，念这些诗的时候，都认为是豪言壮语。但是，我今天面临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种意识流的表达。’”
高瑜：中国要和世界文明潮流汇合，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保障人权，尊重新闻自由
主持人：“您这次来到美国，在这个领奖会上也接触了更多美国的节目主持人和……一位是美国的，一位是黎巴嫩的同时和您一起获奖的人，您这次有哪些特别的体会？”
高瑜：“我总觉得从‘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恐怖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极端的野蛮行为，而且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
在恐怖主义和极权专制的共产制度方面有相通的东西，虽然它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中国现在对人权的践踏，对新闻自由的干涉，我认为也是一种野蛮的表现。所以中国要和世界文明潮流相汇合，就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要走保障人权、尊重新闻自由这样一条路。
我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他对于文化体系是给人有很深启迪的，但是恐怖主义和极权专制不属于文明，它和作为文明的主流……这民主自由制度、民主自由思想对比的话，它是野蛮对文明。你能说恐怖主义就代表伊斯兰教、（代表）伊斯兰文化吗？不能。我们中国现在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种专制、这种集权和中国的五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是一致的，但是它也不能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划等号。”
高瑜：保护世界的人权，保护全人类的新闻自由，这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
高瑜：“你看今年我竟然和两个受恐怖主义迫害的（一起获奖）……尤其一个是美国记者……我已经得了两次‘勇气奖’，美国统共两个记者得过这个奖，一个是今年这个女孩子，另一个就是《华盛顿邮报》那个女老板，刚刚去世。而且2000年日内瓦的一个新闻组织评选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从1950年到2000年的‘新闻自由英雄’，全世界选了五十名。当时（从）中国是选的我，美国呢也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位女老板，她是做得非常杰出的。美国记者因为不受什么压制她（他）新闻报道的东西嘛，所以很自然的他们的报道都充满着勇气，敢于揭露黑暗，敢于针对一些什么。美国记者非常杰出，但是他们在‘勇气奖’好像沾边儿的不太多。今年能够这么联系起来，更说明保护世界的人权，保护全人类的新闻自由，这也是面临的世界共同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