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金转自博讯网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2,000村民抵制强征地。（public domain）
英国《金融时报》8月11日刊发长文，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郊区一起强征农地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隐忧。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城镇化过程实际上是社会权贵阶层对下层民众的剥夺，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直接原因。
《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的征地冲突发生在昆明市晋城镇的富有村。去年10月，大批冒充的警察进村强征土地，和村民发生激烈冲突。在警方前来支援时，4名被村民俘虏的拆迁者被当场烧死，另有4人也在冲突中死亡。后来多名村民被警方拘捕，上万亩蔬菜种植农地被夷平。当局要在美丽滇池的湖边兴建旅游园区、高档别墅和汽车配件批发市场。
报道引述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中国有四千万至五千万失地农民。但也有中国专家估计，目前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失地农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美国原电子杂志大参考的主编李洪宽表示，类似昆明晋江的事件，在中国各地非常普遍。
“土地的掠夺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来钱最快，官员捞钱最容易。”
报道说，类似中国昆明晋江镇发生的血腥暴力冲突，2009年开始在中国大陆急剧增加，各地政府开发征收土地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城市的增长，导致中国一些城市周边形成许多很少有人居住的鬼城。
昆明市政府为征收富有村的土地，提供每亩9万人民币补偿款，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年的收入。农地被征收之后，原本种植蔬菜运往全国销售的农民，只得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
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运动，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分布。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从20年前的8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50%，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原因既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有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驱动，
“一方面有经济发展趋势，另外也有地方政府和权贵集团利益驱动。而且往往是最富有的权贵集团对最贫穷阶层的剥夺。”
刘先生解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财税制度改革和房屋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收入增加主要依靠出让土地，形成了所谓的土地财政，而中国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大量集中在和土地和开发领域，
“这个领域是腐败最严重的地方。包括钱权交易行贿受贿都集中在这里，贪官大多和这一领域有关，而且中国富人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
目前，中国有数百万访民通过各种形式投诉地方政府的问题。有报道说，大约从2006年开始，中国访民投诉的主要问题和征地拆迁有关。由此引发的激烈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中国中央政府曾多次下达文件，并且通过立法规范地方政府的强征行为，但暴力血腥拆迁征地事件却并没有减少。
李洪宽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已经无法摆脱，
“和吸毒一样，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的收入，一旦上瘾，就无法自己控制。”
中国的刘先生也认为，由于中国地方财政对出让土地收入依赖严重，北京虽然不希望强征土地引起社会动荡，但却也不能强行下令禁止强征，
“地方上如果不从土地捞钱，就要靠中央政府拨钱，中央也应付不了，所以是一个两难。这也是中国的财税政策和制度结构产生的恶果。”
李洪宽也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强迫拆迁和征地问题，是中国土地产权不明确的结果，因为按照中国法律，中国农村土地并不归个人所有，因此在法理上当地政府似乎有权进行处置。中国司法不独立，因此有关纠纷无法在法院得到公正裁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强征土地问题，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