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转自外来客
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反右运动游行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肃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战友几百万人，流放劳改上千万人，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中共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教训，认为不能搞个人崇拜。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大会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表示不再搞个人崇拜，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6年11月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提到肃反时说“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错了就要平反。”“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还说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在提到各党派的关系时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还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我是北大的学生，马寅初校长参加了会议，他听了很兴奋，并向大家做了传达。（可是，在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之后，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次发表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与原来讲话精神有根本性的改动。大家读了都十分诧异，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现在只能看到这种修改稿，原讲话稿就看不到了。甚至可以说不让看了。）
3月12日毛泽东又发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共产党要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继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个整风指示在5月1日发表，“言者无罪”是对全国人们的承诺。（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一承诺，请记住“言者无罪”这一承诺，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违背这一承诺的。他说话不算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正直的人都难以想象。）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同志召集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单位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在这样诚恳的邀请下，5月出现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高潮，大家提出许多改善党的领导、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中肯的建议。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诉省、部一级的党组织，“……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还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就是说要大家对共产党缺点错误进行批评，而不是评功摆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总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样的套话。
5月初，为了贯彻整风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与会者都畅所欲言，提出批评意见。每天报纸、电台都报导各界民主人士的发言。5月16日发言完毕，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座谈会休息几天。
为何休会呢？当然是出了大事，多年之后李维汉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透露出来这个秘密。
他说每次座谈会后他都向中央常委汇报，毛泽东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带有刺激的话，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隆基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之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很不满意，就决定要整这批人，并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并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让党内高级干部看，把这批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表明要反击右派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毛泽东还得意地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请读者想一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搞“阳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什么行为？他说话不算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说假话骗人，最后再整人。这比搞阴谋还要阴谋、还要毒辣。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流氓政客的流氓行为。）
当时北大学生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反击右派。北大在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几天就出现大字报的高潮，到处是演讲会、辩论会。来了很多外校的大学生、机关干部、报社记者参观大字报。人声鼎佛，熙熙攘攘。燕园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李维汉还在书中提到“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这也是“引蛇出洞”吧。当时大字报介绍海德公园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辩论，自由发表意见，没有打击压制别人发言的现象。还提到这样一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保护你发言的权利”。民主意识很强，也很文明，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上面提到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的，引起毛泽东决定反右派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社会上的：鸣放以来揭发出来的矛盾使学生、工人闹起事来。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职工闹事》的社论。再不管，引起“匈牙利事件”那还了得！这是共产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必须赶快采取果断措施。所以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了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决定要反击右派，李维汉回忆时忽略了这一点。
5月21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又继续举行座谈会，章伯钧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
5月22日，罗隆基发言，反右派时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的标题。
5月23日至5月29日又休会七天。休息几天是因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布置反右派的问题。
在5月25日毛泽东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什么是“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当时他并没有说。
5月30日座谈会又继续举行，发言的人很多，在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储安平在左动员右动员之下才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从而铸成大祸，带来灭顶之灾。
毛泽东决定反击右派后，也已经开始组织反击的文章，但还没想马上开始。如上所述，社会上出现罢工、罢课现象又有发展：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涌入北大，促使北大停课；大学生出去串联，北航二千学生要上街游行；西安交大罢课，上海大学生也要罢课。罢工罢课这是共产党绝对不允许的。6月6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六六六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形势很严重，怕闹起事来，章伯钧说民盟有责任帮助共产党稳定局势，要马上通知周总理。章伯钧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6日当晚，史良向周总理反映了章伯钧和六教授会议的意见。这都是好心好意，怕出乱子，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心实意，他们都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的。其实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他们了，他们还不知道，自献殷勤。但是起到了提前反右派的作用。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时报纸电台转了方向，每天报导反右派斗争的消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历时一年多，全国共划右派317万多人，有500多万人受迫害。实际上是制造了5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
“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
提到反右派斗争，就不能不提两个最大的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及其“章罗同盟”的问题，在以后批判时“章罗同盟”变成“章罗联盟”。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其中的章就是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其中的罗就是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毛泽东认定章伯钧、罗隆基是右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右派的老祖宗”，认定他们结成联盟，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因此就钦定了这两个最大的右派。章伯钧定为头号大右派，罗隆基定为第二号大右派。同时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也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灾区。
究竟他们俩说了些什么呢？请看：
章伯钧的代表言论是“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他认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
以上就是报纸刊载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原话。这是当时“三大右派言论”之首的“政治设计院”。因此章伯钧定为头号大右派。
从章伯钧的发言看，他没有提出单独成立政治设计院，他没有反对共产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发言符合整风精神，因为整风就是要让人提意见，“鼓励批评”。整风指示中承诺“言者无罪”，怎么提意见又“言者有罪”呢？这就违背了“言者无罪”的承诺。言而无信，诚信何在？道德何在？再说，他的发言也不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他没有什么错误，苍天可鉴。
罗隆基的代表言论是“平反委员会”，1957年5月22日罗隆基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5月23日《光明日报》刊出，报导原文如下：
“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些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没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以上就是报纸刊载罗隆基建议的原话，批判时给加上“平反委员会”。这是当时“三大右派言论”之二的“平反委员会”。因此罗隆基定为第二号大右派。
罗隆基的这个建议（注意，这是他的建议）符合整风指示精神。他建议成立的委员会是“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可以看出他不是背着共产党搞阴谋诡计，不能说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再说，他这个建议是根据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肃反问题的指示精神提出的，精神是一致的。说罗隆基的建议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那个讲话又怎么办？毛泽东算不算反共反社会主义呢？这样一比较可以看出罗隆基的建议没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反共反社会主义，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要对个人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个“章罗同盟”，还认定“章罗同盟”是右派的组织者、领导者，“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于是全国上下，舆论一律，都批判“章罗同盟”。以后又批判成“章罗联盟”联合夺权。开始章伯钧不承认有“章罗联盟”，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违心地承认思想上相近，“思想上的联盟”。真是离奇，世界上哪有“思想上的联盟”这样的说法呢。罗隆基性格耿直，还有当教授时的书生气，坚决不承认有个“章罗联盟”，他还找到章伯钧的家和章伯钧吵了一架，他说“我什么时候和你有过联盟”，最后他生气地说“我过去没有和你联盟，现在也没有和你联盟，将来也不会和你联盟。”气得他把手杖都折断了。他多次申辩，写材料说明根本不存在“章罗联盟”，还给当时民盟主席沈钧儒写信，详细说明他和章伯钧没有任何联盟，坚决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然而，毛泽东说有“章罗同盟”就是有，金口玉言，一言九鼎，最后就以“章罗联盟”定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隔二十多年，1981年12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的‘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各级组织的所谓‘章罗联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民盟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将从这里以及从其他的‘左’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引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手册》第44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一九八二年五月）
可以看出，1957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章罗同盟”。毛泽东故意捏造一个“章罗同盟”硬说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打倒章伯钧和罗隆基，打垮民盟，改组民盟，让民盟听他的话，让民盟也当驯服工具，服从他的领导。用捏造材料来整人，这是卑鄙可耻的流氓行为。毛泽东为何要打垮民盟呢？在1946年旧政协期间，民盟发展很快，人员多，势力大，已经发展成第三大党，和共产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解放后民盟威信高，发展快。毛泽东害怕民盟发展成“反对党”，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要打垮民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