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帮工，我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受一位陈姓教授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位陈教授与鲁迅先生关系较好，常带父亲到北京中山公园与他喝茶。当时赶上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夹道送行，父亲这时加入了国民党。
四一二政变前，父亲去上海，在火车站附近一间小书店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进租界时被巡捕查到，拘留一天，押送出租界。四一二政变中，父亲也被捕关押，几个月后获释，回到家乡温州。祖母认为他在家中呆不住，就给他娶了一个蔡姓女子，想拴住他。蔡氏有肺病，不久去世，父亲又离开老家，到了宁波。当时我母亲在宁波教书，经校长介绍，与我父亲结识。婚后两人长期住在杭州，父亲任杭高教员五年，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十二年。1946年8月，省长任命父亲为景宁县县长。1948年3月，调任建德县县长，因剿共不力，年底被免职。
父亲失业后，母亲又因胃病不能工作，家里没有积蓄，生活陷入绝境，常常只能用半斤玉米粉煮成糊供全家度日，甚至靠手工卷香烟去卖赖以维持一家生计。一位戚姓朋友，把造了一半的房子的一个房间临时安上一个门，借给我们居住。
1950年，母亲经同学蔡梅英介绍，到上海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从此一家人就拆散了。大哥大姐在部队，二哥考上卫校，母亲带我一人到上海工作，其他三个孩子，或在亲戚家寄居，或托人抚养。1951年，经母亲介绍，父亲也来到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不久，镇反运动开始，父亲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最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1952年在瑞安获释，管制三年，我们几个年幼的子女也从分散的各处被送到瑞安，由父亲照料。
父亲除了有时参加居民区组织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每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务，给我们梳辫子、洗头、洗衣服。他还让母亲从上海寄来一台缝纫机，自己学着做衣服。那时男女学生的制服都是四个口袋，很难做，但父亲也学会了。有时和父亲一起出门，父亲看到居民区干部，都弯腰鞠躬，使我们感到没有一点自尊。邻居小孩经常欺负我们，懦弱的弟弟走在街上，有时会被人无缘无故地打一拳。脾气比较倔强的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时会与人厮打。每当这时，我们却得不到家人的庇护，最多就是被拉回家。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不懂事的我对父亲有些怨恨，有时发起脾气会骂他“反革命”，但是父亲从不回应打骂我们。
我们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晚饭后，父亲带着我们到南门外的飞云江边看潮起潮落。有时买上几分钱的香瓜子，每人分上一小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散步回来，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学习，父亲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辅导他最熟悉的中国历史。偶尔他也唱吟他熟悉的诗词，此时满腹经纶似乎有了些许用武之地，脸上显出少有的神采。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1958年开始“肃残运动”，父亲被叫去集中学习。我每星期要为父亲送些菜，最后一次去送菜那天，大雨倾盆，我和妹妹打着伞，手里拿着一瓶菜，兜里揣着父亲前次要我给他带去的一毛二毛的零钱。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菜瓶被打碎，我从地上捡起上面较干净的菜，放到只剩半截的瓶子里，带着一脸惊慌走到目的地。管门的告诉我，这里已经没有人了。过了几天，有几个公安局的人到我家搜查，对我说：“你是少先队员，要老实说，你父亲有没有枪啊什么的武器藏起来的？”我说：“没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又被捕了，被判十年劳教。在十里坪农场放牛时，父亲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十年劳教之后，又留场两年，被释放回到瑞安。
文革结束，反革命帽子摘除后，父亲才于1979年1月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结束了长期的独居生活。这时他已年届八十，满头白发，背驼得厉害。过去的二十几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女个个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唯恐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所以都没有去看过他，也没有书信往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完全违背了人性。
夏天，母亲浸一些杨梅酒，父亲喝上一口，就算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大姐的孩子搞活动，买了些面包和饮料，父亲看到吃剩的面包和饮料瓶，非常生气，说：“出去玩还要带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辈子也没这么浪费过，像什么样子！”
父亲不享受公费医疗，住了两次医院，医药费不堪负担，只能在家卧床吃药，全身疼痛，还生了褥疮，腰部烂了一个大洞。最后几天，他胸闷痰塞，只想吃辣椒把痰吐出来。临终前，父亲用颤抖的手给母亲留下四个字：“先来先走。”
1986年11月26日正午，父亲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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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的父亲弟兄四人，土地比较多，忙不过来就找一些人帮忙。这些帮工多是本村的外姓人或刚从外地迁来的，他们主雇之间相处的都很好。我很小的时候，一位替我们家做过工的老人，从地里回来，路过我家门口，常常在我家大门口的墙头上留下一把豆角或几根黄瓜什么的，然后高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非常勤劳、颇能吃苦的人。我的二爷（爷爷的堂弟），年轻时是一个赶牲口种地的好把式。我的另一位爷爷，很老的时候还下地给牲口割草，天天见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载着两大捆草从地里回来。土改时，我们家族的四门人，有一门被划成地主，两门划成富农，我爷爷这一门因家人多病而家道中落，被划成中农。实际上在家族经营中，出力最少的恰恰是我爷爷这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