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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我的初中

2015年10月25日 综合新闻 ⁄ 共 390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学校初建,只盖起办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与教室、宿舍与宿舍之间,隔着大大的土堆。开学伊始,学校为每个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我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铲高垫低工作。接着是大炼钢铁,我们班被分去背铁矿石。每天一早出发,翻过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矿石的地方,往返几十里,走山间崎岖小道。每天背两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从心。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谁背的多,大喇叭上便会表扬谁。我那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点钟,日子一长,瞌睡难熬。有一次边走边打盹,竟栽进一个小沟里。还有一次,天已晚了,才开始从山根向上爬,双腿实在僵硬得不听使唤,浑身像散了架,脑袋发胀,便把背上的矿石卸去大半,回来时剩下二十几斤,为此受到批评。这样背了一个多月,才允许返回学校,进行正式大炼钢铁。

起先,每炼出一批铁疙瘩要过磅。后来眼见我们班落后了,其他班级已经上万斤,班干部们一合计,决定也跟着“放卫星”。我们班也一万、两万甚至十几万地报了上去。果然,学校的大红喜报也送到我们的场地上。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好玩极了,争“放卫星”成了吹牛比赛。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觉,实在困得撑不住,靠墙打个盹儿,接着再干。从校内到校外河堤上,平炉一座接着一座,火光映红夜空,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新的喜报,比过元宵节还热闹。

大炼钢铁一结束,学校又让深翻土地。说是深翻的土地,种的山药蛋可以结二十多层,每亩可收几十万斤。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确保挖一米深。几个人一组,先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长壕,班干部量过尺寸,再挖同样一道长壕,将先前的长壕填满。这样深挖过的土地,人行走起来十分困难。第二年播种时,牛一进到地里,四条腿深陷下去,肚皮挨着地面,人们费了很大劲才将牛抬了出来。那个村的农民气愤极了,说这简直是在破坏他们种地。

从背铁矿的工地上回来,正式的大炼钢铁尚未开始,学校在做准备工作。利用这短暂的休整期,我请了两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进门,炕上乱七八糟,八岁的妹妹照看着四岁的二弟和两岁的三弟。他们紧紧把我围起来,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争着和我亲热。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一脸疲惫。从她口中得知,父亲到东南山上大炼钢铁去了,村里男劳力全走光,地里的庄稼全靠女人,无法弄回,有的已经烂在那里。母亲还告诉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从口外押回,关在公社里,听说每天只给几两粮,饿得厉害。第二天,母亲特意蒸些窝窝头,要我带着到十五里外的公社看看两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么事。

走进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着一排老头。我的心格噔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间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们都低着头,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裤腿挽起,膝盖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爷爷面前,低声叫着,问他:“这是咋啦,你因为啥又被押回来?”他摆摆手,示意我别问,大爷(伯祖父)也不住地摇头。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招手让我进去。他问了姓名,然后告诉我:“你爷爷他们是因为土改时未斗垮,现在押回来重新斗争。”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本是给老人家送点吃的,那人把窝窝头留下,示意我赶快离开。

爷爷他们当年土改时净身离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亲领着三叔和我讨吃要饭过了一年多,还有什么没有斗垮呢?爷爷走时,还是托我母亲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钱作的盘缠,没带走任何东西,怎么过了十几年又重新斗争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也要讲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后来得知,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资金极度匮乏,购置农具没有钱,盖大队办公室、修建粮仓、筹办饲养处都没有材料。队里先是动员人们入股,经过几年高级社的折腾,多数人早已一贫如洗,谁有资金?我村为了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几次动员一户徐姓人家献出闲着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后又动员其入股,说是要作价,将来偿还,徐家还是高低不答应。最后村干部伙同一个下乡干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网富农。于是,他家的那几间闲房被顺理成章地没收。重新斗地主富农,就是希望借以解决资金问题。

公社想从我爷爷身上斗出两千元,村里又给我父亲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亲被叫去,逼他交钱,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绑捆了一绳,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过去,几次用凉水喷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几位本家叔叔闲聊,支部书记邢耀龙走过来,劈口问我:“你爹躲在家里干啥,为啥不出去干活?”我正在气头上,粗声回应他:“被你们打得快死了,还能干活!”“啊,谁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还装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大声训斥道:“不要以为你上了中学有啥了不起,还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为当了支书想干啥就干啥,国有国法哩!”他恼羞成怒,伸手打我两个耳光,气急败坏地叫道:“敢教训老子,你个小地主崽子,还反了哩!”我正要还击,被几位叔叔硬是拉着推回了家。父亲和母亲把我训斥一顿,说我不懂事,在村里谁敢得罪支书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这两记耳光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后来,周围的同学,有的入团,有的加入基干民兵,得到老师的信任,这些都没我的份儿。有时班里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我也无缘参加。我处处不如人,唯有努力学习,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才能让我受伤的心得到些许安慰。

不久,远在集宁的二叔来了一封信,说他把年初和一位老乡合买的马车卖了,将卖得的七百元钱寄回了公社,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问一下。本来到公社问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当年流落到口外,十几年的艰辛,就积攒下这么一点财产,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挣来的,凭什么要交给公社,这是土改时未斗净的财产吗?这是靠剥削得来的吗?那时我也常常看报纸,哪有这样的政策!照此下去,再过十年,还要重新斗争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吗?

我走进公社办公室,直接向他们要汇款单。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干部问我:“你凭什么要,那是寄给我们的!”我说:“汇款单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权要!”“给你个毬!”这位干部粗野地骂道:“我们已经把钱取回,汇款单在邮局,你到邮局去看吧!”“那你们也得给我个收据。”“给你收据,以后想算账咋的?”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也来帮腔,并且用讽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算个毬,给你两个耳光还差不多!”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开会时支书谈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非要他们开个收据不可。那年轻干部把我推出门外,我又一次冲进去。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吩咐旁边几个人:“给我取根绳子,把这个小地主捆起来,我就不信你小子还反了哩!”

正在这时,我们村的彭聚财老汉走了进来。土改后,彭曾当过二年村长,后来到乡里工作,公社成立时担任信用社主任。一见这情景,彭老汉死拉硬拽将我弄出公社大院,并一直推出村外,大声喝喊道:“快回去吧,这是你说理的地方,捆一绳子还不是白挨,年纪轻轻的,别瞎闹,这是政策,你能抗得过!”彭聚财和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过去农忙时曾给爷爷打过短工,和爷爷关系一向比较好。父亲说:“你彭大爷真是为你好,捆你一绳子还不是白挨,今后凡事要忍耐点。”听着父亲的教诲,我心里总是难以接受。人们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这年放寒假,新来的红旗班主任,给我的操行鉴定表上写道:“该生思想反动,抵触现实。”我去问他,他说:“你曾经大闹公社,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要放老实点。”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了。在班里,学习方面,我始终是第一名,可是从思想方面来看,又是全班最落后的,属于倒数第一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后半年,班主任由吕国瑞换成元子忠以后,对我的嫌弃更显突出。元当兵出身,转业后先在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竟到中学当班主任,还被称为红旗班主任。他与班里大多数学生都不融洽,动辄吹胡子瞪眼睛骂人,同学们很讨厌他。

临毕业时,班长提议,在自愿的情况下,每人出两元钱,凑起来给原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吕国瑞买点礼品,以表示对他三年来辛勤教导的感谢。我也交了钱。班长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张罗着绣了一面锦旗,还买了些礼品。离校那一天,小雨,家在农村的同学无法成行,我们便把行李存放在刘桂栋同学家里。刘三年来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亲去世,母亲靠给人们做针线维持生活。次日雨停,我们各自回家,等待升学录取通知书。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宁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在张家河公社被关至年底。二叔卖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车,又借了点钱,凑足五百元寄回,总算把爷爷赎了出来。父亲对爷爷的情况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于请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个月后从集宁返回时,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完。我到学校去问,回答是未被录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师不无惋惜地说:“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区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问他我为什么,他只是摇头,示意我别再问了。我随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学雒义家,雒告诉我,原来是那两元钱闯的祸。我们送给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惹恼了元子忠。他指令团支书整理一份材料,说我们放假后,在刘桂栋家里以存放行李为名开黑会,密谋反对他。于是,以班长为首的一个反动小集团便被制造出来了。尽管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可最后只录取了寥寥数名,也就是靠近团支书的那几个人。凡出两元钱的人,统统被视为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全部落榜。雒义讲完后,我突然问他:“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调查一下?情况不是这样的嘛!”“你说人家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完了,到头来还得回村受穷受欺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情绪,久久地弥漫在心头,真是懊丧极了。我虽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却从此失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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