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学校初建，只盖起办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与教室、宿舍与宿舍之间，隔着大大的土堆。开学伊始，学校为每个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我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铲高垫低工作。接着是大炼钢铁，我们班被分去背铁矿石。每天一早出发，翻过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矿石的地方，往返几十里，走山间崎岖小道。每天背两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从心。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谁背的多，大喇叭上便会表扬谁。我那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点钟，日子一长，瞌睡难熬。有一次边走边打盹，竟栽进一个小沟里。还有一次，天已晚了，才开始从山根向上爬，双腿实在僵硬得不听使唤，浑身像散了架，脑袋发胀，便把背上的矿石卸去大半，回来时剩下二十几斤，为此受到批评。这样背了一个多月，才允许返回学校，进行正式大炼钢铁。
起先，每炼出一批铁疙瘩要过磅。后来眼见我们班落后了，其他班级已经上万斤，班干部们一合计，决定也跟着“放卫星”。我们班也一万、两万甚至十几万地报了上去。果然，学校的大红喜报也送到我们的场地上。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好玩极了，争“放卫星”成了吹牛比赛。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觉，实在困得撑不住，靠墙打个盹儿，接着再干。从校内到校外河堤上，平炉一座接着一座，火光映红夜空，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新的喜报，比过元宵节还热闹。
大炼钢铁一结束，学校又让深翻土地。说是深翻的土地，种的山药蛋可以结二十多层，每亩可收几十万斤。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确保挖一米深。几个人一组，先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长壕，班干部量过尺寸，再挖同样一道长壕，将先前的长壕填满。这样深挖过的土地，人行走起来十分困难。第二年播种时，牛一进到地里，四条腿深陷下去，肚皮挨着地面，人们费了很大劲才将牛抬了出来。那个村的农民气愤极了，说这简直是在破坏他们种地。
从背铁矿的工地上回来，正式的大炼钢铁尚未开始，学校在做准备工作。利用这短暂的休整期，我请了两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进门，炕上乱七八糟，八岁的妹妹照看着四岁的二弟和两岁的三弟。他们紧紧把我围起来，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争着和我亲热。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一脸疲惫。从她口中得知，父亲到东南山上大炼钢铁去了，村里男劳力全走光，地里的庄稼全靠女人，无法弄回，有的已经烂在那里。母亲还告诉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从口外押回，关在公社里，听说每天只给几两粮，饿得厉害。第二天，母亲特意蒸些窝窝头，要我带着到十五里外的公社看看两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么事。
走进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着一排老头。我的心格噔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间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们都低着头，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裤腿挽起，膝盖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爷爷面前，低声叫着，问他：“这是咋啦，你因为啥又被押回来？”他摆摆手，示意我别问，大爷（伯祖父）也不住地摇头。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招手让我进去。他问了姓名，然后告诉我：“你爷爷他们是因为土改时未斗垮，现在押回来重新斗争。”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本是给老人家送点吃的，那人把窝窝头留下，示意我赶快离开。
爷爷他们当年土改时净身离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亲领着三叔和我讨吃要饭过了一年多，还有什么没有斗垮呢？爷爷走时，还是托我母亲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钱作的盘缠，没带走任何东西，怎么过了十几年又重新斗争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也要讲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后来得知，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资金极度匮乏，购置农具没有钱，盖大队办公室、修建粮仓、筹办饲养处都没有材料。队里先是动员人们入股，经过几年高级社的折腾，多数人早已一贫如洗，谁有资金？我村为了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几次动员一户徐姓人家献出闲着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后又动员其入股，说是要作价，将来偿还，徐家还是高低不答应。最后村干部伙同一个下乡干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网富农。于是，他家的那几间闲房被顺理成章地没收。重新斗地主富农，就是希望借以解决资金问题。
公社想从我爷爷身上斗出两千元，村里又给我父亲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亲被叫去，逼他交钱，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绑捆了一绳，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过去，几次用凉水喷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几位本家叔叔闲聊，支部书记邢耀龙走过来，劈口问我：“你爹躲在家里干啥，为啥不出去干活？”我正在气头上，粗声回应他：“被你们打得快死了，还能干活！”“啊，谁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还装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大声训斥道：“不要以为你上了中学有啥了不起，还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为当了支书想干啥就干啥，国有国法哩！”他恼羞成怒，伸手打我两个耳光，气急败坏地叫道：“敢教训老子，你个小地主崽子，还反了哩！”我正要还击，被几位叔叔硬是拉着推回了家。父亲和母亲把我训斥一顿，说我不懂事，在村里谁敢得罪支书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这两记耳光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后来，周围的同学，有的入团，有的加入基干民兵，得到老师的信任，这些都没我的份儿。有时班里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我也无缘参加。我处处不如人，唯有努力学习，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才能让我受伤的心得到些许安慰。
不久，远在集宁的二叔来了一封信，说他把年初和一位老乡合买的马车卖了，将卖得的七百元钱寄回了公社，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问一下。本来到公社问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当年流落到口外，十几年的艰辛，就积攒下这么一点财产，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挣来的，凭什么要交给公社，这是土改时未斗净的财产吗？这是靠剥削得来的吗？那时我也常常看报纸，哪有这样的政策！照此下去，再过十年，还要重新斗争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吗？
我走进公社办公室，直接向他们要汇款单。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干部问我：“你凭什么要，那是寄给我们的！”我说：“汇款单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权要！”“给你个毬！”这位干部粗野地骂道：“我们已经把钱取回，汇款单在邮局，你到邮局去看吧！”“那你们也得给我个收据。”“给你收据，以后想算账咋的？”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也来帮腔，并且用讽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算个毬，给你两个耳光还差不多！”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开会时支书谈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非要他们开个收据不可。那年轻干部把我推出门外，我又一次冲进去。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吩咐旁边几个人：“给我取根绳子，把这个小地主捆起来，我就不信你小子还反了哩！”
正在这时，我们村的彭聚财老汉走了进来。土改后，彭曾当过二年村长，后来到乡里工作，公社成立时担任信用社主任。一见这情景，彭老汉死拉硬拽将我弄出公社大院，并一直推出村外，大声喝喊道：“快回去吧，这是你说理的地方，捆一绳子还不是白挨，年纪轻轻的，别瞎闹，这是政策，你能抗得过！”彭聚财和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过去农忙时曾给爷爷打过短工，和爷爷关系一向比较好。父亲说：“你彭大爷真是为你好，捆你一绳子还不是白挨，今后凡事要忍耐点。”听着父亲的教诲，我心里总是难以接受。人们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这年放寒假，新来的红旗班主任，给我的操行鉴定表上写道：“该生思想反动，抵触现实。”我去问他，他说：“你曾经大闹公社，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要放老实点。”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了。在班里，学习方面，我始终是第一名，可是从思想方面来看，又是全班最落后的，属于倒数第一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后半年，班主任由吕国瑞换成元子忠以后，对我的嫌弃更显突出。元当兵出身，转业后先在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竟到中学当班主任，还被称为红旗班主任。他与班里大多数学生都不融洽，动辄吹胡子瞪眼睛骂人，同学们很讨厌他。
临毕业时，班长提议，在自愿的情况下，每人出两元钱，凑起来给原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吕国瑞买点礼品，以表示对他三年来辛勤教导的感谢。我也交了钱。班长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张罗着绣了一面锦旗，还买了些礼品。离校那一天，小雨，家在农村的同学无法成行，我们便把行李存放在刘桂栋同学家里。刘三年来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亲去世，母亲靠给人们做针线维持生活。次日雨停，我们各自回家，等待升学录取通知书。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宁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在张家河公社被关至年底。二叔卖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车，又借了点钱，凑足五百元寄回，总算把爷爷赎了出来。父亲对爷爷的情况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于请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个月后从集宁返回时，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完。我到学校去问，回答是未被录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师不无惋惜地说：“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区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问他我为什么，他只是摇头，示意我别再问了。我随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学雒义家，雒告诉我，原来是那两元钱闯的祸。我们送给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惹恼了元子忠。他指令团支书整理一份材料，说我们放假后，在刘桂栋家里以存放行李为名开黑会，密谋反对他。于是，以班长为首的一个反动小集团便被制造出来了。尽管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可最后只录取了寥寥数名，也就是靠近团支书的那几个人。凡出两元钱的人，统统被视为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全部落榜。雒义讲完后，我突然问他：“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调查一下？情况不是这样的嘛！”“你说人家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完了，到头来还得回村受穷受欺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情绪，久久地弥漫在心头，真是懊丧极了。我虽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却从此失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