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道管你自己，降什么温，他娘的……”
母亲的组织生活是1977年恢复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她从单位回来，第一句话咬着牙对父亲说：“那姓曹的宣布恢复我组织生活了，今后我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种说不出的怨愤。
朋友林虹的父亲当年在XX部计划司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摘帽后，她父亲从改造的地方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行装也收拾完毕，因情绪激动，竟引发心脏病猝逝。宣布平反是1979年的冬天或1980年初的某一天。那天林虹陪着妈妈来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右安门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计划司一位副司长和人事司一位处长宣读了“改正”文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XX部（79X政字303号）
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决定
本部计划司党支部：
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对XX同志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经研究，同意计划司党支部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撤销原XX部“对右派分子XX右派定案结论”，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附改正结论报告二份，存部文书档案和发给XX的家属，并望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XX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所附改正结论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
XX部政治部：
XX，男，现年五十八岁，湖南省湘潭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清洗出团。原为XX部计划司十八级科员。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由于过于兴奋，激动至死。
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
XX说：“肃反时中央提出百分之五的口号是主观臆测，因此下边排队凑数，不该斗的斗了，不该肃的肃了，徒伤感情，这个问题中央应检查。”并认为“肃反采取群众性运动，好处是公安部门省点事，坏处是形成以党代政”，“肃反调查人员是捕风捉影，抱着主观臆测的意图，一定要找到某人政治尾巴，回来邀功受赏”。他说：“机关必须有一个较完整的纪律，不能随便给一个人停职反省，不给工作权和劳动权，因此，我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
XX说：“忠恕之道是可贵的。”认为“党没有充分估计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这包括他们的事业心和自尊心。”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并说党对知识分子“不是当同志看待，而是多多少少当敌人处理，特别表现在肃反中”。说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党”，“无党不长”。主张“肃反以后可以以才为主”。认为储安平“党天下”谬论是“打中了党的要害”。认为“章乃器的言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反击右派的文章则大骂“他妈的，愈看愈生气”。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经过复查，认为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主要是对肃反、审干、提级、评工资等有不同看法，所提意见带有偏激、不满情绪。他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的意见，从现在看是正确的。他对储安平“党天下”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应从正面进行教育。因此，我们认为，划XX同志右派是属于错划的。对某某同志右派的政治结论，应予改正，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XX部计划司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宣读完毕，交到林虹妈妈的手上。林妈妈看上去很平静，没有哭。1957年林父错划时，林母才32岁,现在已是两鬓斑白了。她用37块钱的工资和一个人的爱，养活着两个女儿。她等来了“改正”，却已经没有人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在接那张纸时，妈妈的手在哆嗦。”林虹当时哭了：“那张纸我看得很重，我觉得多少年来，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有人想到我们了，我终于可以抬头了。多少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和别人谈我爸爸了。以前，我绝口不和任何人谈我的家。分工作我坚决不去我爸爸工作的系统，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希望，无论多么努力，单位也不会照顾你，我和那些现任干部的子女永远也不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谈朋友时，我有一种自私的想法，想找一个出身好的，不为别的，只为将来有了孩子，让他填表时可以好过一些，别像我那样自卑。我不求嫁个有钱的，从小我就没钱，我相信都有两只手，生活不会有问题，只是将来如果有运动再来，别让我孩子再遭罪。直到我们接到那张纸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中国不会再搞政治运动了。谢晋去世了，我大老远去给他送行，只为感谢他当年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都是给右派平反的，至今还记得《芙蓉镇》结尾那个疯子喊着‘运动喽，运动喽’，那么瘆人。”
大庄比我大一岁，是独子。他父亲是“叛徒”，问题复杂，据说因他当年叛变还牺牲了同志。他被押整整11年，从1967年一直到1977年，出狱后仍然没有结论。大庄说：“他出狱时，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了。以前他回家就少，我长那么大，很少叫他爸。他整天在外面忙，被抓前我都不知道，等我们家被抄，我天天挨揍，才知道他是叛徒。”1980年被平反时，宣布给他平反的人就是当年揭发他是叛徒的人。那人自己后来也被整，多少年没得好，老了老了可能是良心发现，组织调查时，他承认揭发的事实很多都是猜测。大庄说：“平反时我挺高兴，房子已经被人占了，又给了一套，但原来我住的那一小间没收回，还给我留着。我跟我爹本来就认生，文革这些年我跟野狗似的到处乱跑，平反后不愿意受人约束，所以我还住我那一小间。最实惠的是补发了工资，小两万块钱，我妈早死了，钱都给了我，呵，我那时候真他妈叫阔。”
长期失去亲情，所以也不渴望亲情，在冰河刚解冻时期，像大庄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很少考虑自己遭难的父母究竟是否真有罪，因为他们弄不清楚，也没有判别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不少人有着强烈的被扭曲的“是非感”。在无产阶级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就是自己的亲老子做了对党和人民有害的事情，也应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子女，所要做的，就是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心灵的扭曲，价值观的错乱，造就了一批像大庄这样和父亲“认生”的孩子。一位朋友（女性）对我很委婉地提出的这个话题很敏感，立刻说：“你不用绕弯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就是当初对父母的态度吗，当时我们能怎么样，他们被抓起来了，但我们还得活下去，不划清界线能行吗，不写批判稿能行吗，不当着众人骂他们能行吗，你不革命你能活吗，不打死你才怪呢。等懂点事了，我还真从心里冤恨他们，不是他们，我们能成那样吗，人不人鬼不鬼的。”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贫下中农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不适应：多少年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地主和地主崽子也成了正式社员，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这对穷得只剩最后一点政治优越感的“正式社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对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打骂惯了，看惯了他们恭顺的样子，忽然要给他们摘帽，给这些驯服的家奴们都脱掉贱籍，于心理，于实惠，都有不小的损失。
然而对于那些从一“解放”就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一压就是30年的贱民们来说，那实在是久旱盼云霓，急不可待。对知道已经上面有了精神而下面拖着不办的基层干部，他们的那种反弹情绪十分激烈。我的一个战友，叫传富。传富有个比他小几个月的远房表弟，叫有富，地主出身，就演了一出“拳打镇关西”的闹剧，差点被送进公安局。
有富自小定下一门亲，是邻村一位富农的女儿。那时地主找富农，是门当户对。小时他们同在一起上学，玩得也很好。长大后，这女孩儿出落得很漂亮，竟然被队长的儿子看上了。三人在小学都是同学。队长觉得，自家是贫农家庭，又是队长，与富农家结亲，那是女方高攀，根本不在意有富两家原有的约定；再说，有富的定亲，只是家长口头承诺，这种“封建做法”，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摆不上台面，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女孩儿的富农家长也想攀队长这个高枝，有这棵大树荫蔽着女儿，有这么个亲家为自己遮风挡雨，那是既实惠又风光的事。
女儿很顺利就出嫁了，但从此有富心里就种下了仇恨。这事两个村的年轻人都知道，但事后谁也没再当回事。两年后，地富摘帽的精神下来了，有富很快找茬把队长打了一顿。不管怎么说，队长是长辈，这种以小犯上的事，除去“阶级”因素，也有悖农村的公序良俗，不得人心。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富出这口恶气也情有可原。这一顿打得不轻，队长趴了好几天。几天后，队长大约也想明白了：大势所趋，世道要变了。自己的儿子是个软骨头，个子矮，没力气，不是有富的对手，在娶儿媳的问题上自己也确有理亏之处，所以他没听一些人把有富送公安局的拨弄，反倒最早把有富家的地主帽子给摘了。
————————————————————————————
文革那年我十三岁，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回来了。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吊到梁上拷打，政治、经济上都落入社会最底层。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辈子没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什么都没有了，粮也分不下来，没人再到我家来，包括亲戚、朋友也不敢。父亲有一两个月不出门，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姨要来看也不敢进屋，拿了几颗鸡蛋用毛巾包起来，给我一个本家堂兄，让把这鸡蛋捎回来。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要开始养活家了，一天挣6分钱，也吃不饱。几十年过去了，回顾那段历史，觉得它是各种原因凑成的，慢慢就没有了仇恨，觉得用不着再抒发更多的怨气，而是应该更深刻地反思。有一次我回我们那个村子，看见两个老汉背着柴草过河。极瘦，头发全白了，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不跌倒，他们手拉扯着手，趔趔趄趄走过来，场面很感人。他们二人是有仇的，文革中他们派别不一样，一个曾打得另一个头破血流，而他们现在竟是那样平和敦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