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转自博讯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严家其的理想到底没能在乔石手中实现》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了了介绍了二十二年前正在美国流亡的前中共政权重要智囊，长期从事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在乔石高票当选委员长的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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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其先生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三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没成想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和陈云去世后，乔石居然被江泽民和李鹏压迫退休，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席位也被李鹏篡夺。自此，严家其先生的乐观政治设计就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如今，曾经计划在自己的人大委员长任内完成其前任万里先生的宏愿之一，出台一部《监督法》的乔石已经作古，严家其先生依然还在美国流亡，而李鹏虽然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上丢失大量选票，但民心向背丝毫影响不了他李鹏在坐满两个整届国务院总理之后换个头衔就又在政治局常委会里赖了五年···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之一，多年来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是非观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日前接受了在美国的华文网站多维的记者采访。围绕乔石逝世、周案审判、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会否平反“六四”、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等敏感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茅先生说，我觉得乔石生前在主持人大工作时，对于人大工作的性质、运行方式等是很有想法的。比如他公开说过，“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不光是乔石，包括彭真在内的全国人大“一把手”都很有想法。但是面对现实政治，大多乏力尴尬。比如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共产党也必须要服从，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在谈到“六四”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时，茅先生表示：一个政府没有权力把自己的老百姓打成反革命，更没有权力杀自己的老百姓，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无论如何，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是不对的。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尽全力整人以维持其统治的。但是到了现在，政权需要从一个管制型的政权改变为服务型的政权。这个大方向，现在的当权者也基本上是认可的，所以才会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熟悉茅先生的人士应该都还记得三年前的他曾经乐观地认为“六四”平反在即。
当时曾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大陆当局近期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引起海内外关注，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昨日表示，有消息指总理温家宝要求平反“六四”，他个人对六四在短期得到平反持乐观态度。
该篇报道详细介绍说：刚在美国获颁发今年“佛利民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的大陆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本港电子媒体访问时说，有可能今年就能做到平反“六四”。他说：“现在已经听到消息了嘛，温家宝要求给‘六四’平反嘛······这个事情啊，这是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的事，谁平反‘六四’谁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啊，应该看到这一点，你压制平反，老百姓把你恨了”。
不过，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认为，虽然外部政治环境宽松了一点，但当局对他们的监控并无放松，短期内看不到有平反的机会。张先玲23年来不停为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儿子争取政府给一个说法，却换来官方持续多年监控。
三年过后，当记者向茅先生提及他三年前的乐观期待时，茅先生仍然坚持认为：“六四”肯定要平反。这是迟早的问题，也是世界不可逆的大潮流。具体到如何“平反”，茅先生表示：我想，那些揪着六四不放的群体，也想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在于某个人，不是对某个人采取刑罚，追究他的责任。有一个很简单的“给说法”途径，那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责任人，比如李鹏，站出来公开向全国人民三鞠躬，认罪，谢罪，承认自己当时做错了。这个是平反或“给说法”应该有的程序。如此之后，双方就不要再继续追究了。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完全没希望。毕竟世界潮流浩浩汤汤，谁也阻挡不了。
茅于轼先生三年前对中共政权自己主动“平动六四”的期待已经被事实证明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而他当时对整个中共政权的相当程度的肯定评价如今想必也要被他自己打些折扣了。
当时，茅先生在美国接受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时在颁奖礼上表示：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的自由。”······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11，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6.6。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如上这席话是茅先生三年前说过的，其中称赞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一句在当时的形势下勉强能够成立，但如果把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前后看成一个“历史转折点”的话，这个“点”之前的中国大陆确实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治下给了亿万臣民非常有限的政治自由。但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大陆从政治角度是进步还是退步，已经接连被中共官方媒体点名批判的茅先生应该是是体会得最为直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