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一九五六年我高中毕业时,国家规定,报考留苏预备生及军事院校的学生,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经保送后再参加统考。当时政审不算太严,我们天津铁路中学,有三个学生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十个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十个被哈军工录取,其中考入哈军工的十人有两人出身地主家庭。随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那两个上了哈军工的地主子弟被清理岀军人队伍,一个分到农机厂,一个当了炼油厂工人。
我有两个岀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中学校友,一个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专业,另一个尽管考分可上北大,由于岀身不济,不得不就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高岀该学院录取线近百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学习成绩优秀,非常喜欢航空专业,由北京四中保送,考入航院。毕业时,由于有海外关係(其父在印尼经商),被分配到北京精密机床硏究所,从事机床设计。
六十年代,我岳母在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集体制小工厂工作。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是街道上沒有文化的大爷大妈,工资很低,少的二十多元,多的三四十元,厂长五十多元。一次,我在该厂遇到一位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年岁和我差不多。她怎么会在一个街道小厂工作呢?经了解,原来她地质学院毕业后分到外地一个地质队,因丈夫在北京工作,家住北京,有两个孩子,就没有“服从国家分配”去地质队,而留在了北京。“不服从国家分配”那还了得!从此她再沒有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只能在街道小厂当工人,或在商店、菜市场作售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