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0年代的刺激
二戰後的台灣婦運，可以1970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為「拓荒期」、1980年代婦女新知等新興婦女團體的萌芽為「播種期」、1990年代後的多元性別運動為「開花結果期」。但要談1980年代台灣婦運，就必須交代1970年代影響我個人投入婦運的事情。記得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受到挑戰，當紅的《大學雜誌》刊出一篇許信良等人 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對當時剛入大學做講師的我影響不小。其文對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工務員等階層做了分析，並指出台灣社會已潛藏著實現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力量。另外1973年4月，晨鐘出版社出版歐陽子等人翻譯的西蒙‧波娃《第二性》，後來我才知道她們只翻譯了第二卷，第一卷的理論部份 沒有譯出，但此書已經明白寫出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精神桎梏，給我當頭棒喝。不久，我的婚姻出了問題。我在1973年底離婚後，1974年9月至美國進修戲劇，更多地接觸了美國婦運的資訊，發現並非特殊女人(我想做藝術家)才不適合婚姻；原來父權制的婚姻，其桎梏女人是普遍的婦女問題。因此在我1976年9月返台之後，除在淡江中文系繼續任教外，我一方面為蘇慶黎做總編輯的《夏潮》寫稿和做義工，另方面參加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覺得台灣的民主化和兩性平權都是我要追求的目標。記得1978年還常去陳鼓應及陳婉真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台大附近的立委、國大競選辦公室，購買了一件背後寫著「民主大家來」的休閒外套，也去支援呂秀蓮的桃園國大選舉活動。那時，黨外的選舉聲勢頗大，到處看見一張握緊拳頭的人權傳單，但因為12月底美國與中共政府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選舉受挫；不過這股受挫的新生代黨外力量，不久藉出版《美麗島》雜誌而壯大，並時時要求舉行民主選舉，終於導致1979年12月初的高雄美麗島政治事件，當局抓了許多人，呂秀蓮入獄，連我也被調查員約談，整個社會充滿了肅殺、壓迫、苦悶的氣息。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5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