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梅转自维基百科
2008年，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遭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大量失业民工生活困难返回原籍地，而一些中西部较发达的特大城市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且外商新一轮投资纷纷涌向诸如武汉长沙城市带、成渝地区等内陆较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用工需求。一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纷纷涌向这些内陆发达城市，如武汉、成都。造成这些城市外来人口爆发性增加，明显改变了这些城市以本地，本省人为主的用工结构。甚至在西部精密制造业最发达的成都出现了大量来自东部地区如安徽籍、山东籍农民工前来务工，而最大的加工业城市重庆在2008-2009一年时间便涌入外省务工人口超过400万人，总计外来人口862万人成为中国外来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也是唯一一个中西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超过800万人的超大型流动人口聚居城市。这一现象对未来农民工的迁徙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3]
民工回流潮起源于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时期，而大规模发生民工离开外出务工地返回原籍附近较发达的南方特大城市的情况出现于2009年底-2010年初。尤以2010年初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点，一为沿海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较大，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现象严重，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二为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三则因为内地众多特大城市发展较快，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加之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而就业机会较多，众多民工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而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