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淄博六中的前身是周村中学,周村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光被中学。1949年前后,父亲张文敷是光被中学的校长。
共产党接管光被中学以后,开始组织学习文件,如《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1949年秋季开学不久即是建国大庆,学校组织多次庆祝游行,敲锣打鼓,腰鼓队、秧歌队走街串巷制造气氛。作为一校之长,父亲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很多,不时应付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来人检查指导。
1950年的镇反、土改,与学校关涉不大,只有极个别教师受到冲击。小学部主任赵竹青老师,寒假前还在上课,过了寒假却没再来。听我父母讲,赵是长山县人,原为共产党工作,后叛变投敌,且有血债,寒假回家就被长山县镇压了。
抗美援朝,全校师生集会游行,演活报剧,出壁报画、漫画,揭露美帝的罪恶历史、侵略罪行。父亲过去与教会里的外籍人士有接触,因而此时行事更加谨小慎微。学校积极组织一些实际活动,比如让小学生登门征集呼吁和平的签名,或去各家各户募集咸菜干菜支援志愿军。光被中学还选送一批学生到军事干校学习,与我同村的两位同学王立俭、王立诚,后来一个成了军医,一个当了海军。
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师生们纷纷捐款,父亲带头捐了50万,这个数字比他的月薪还多。1951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组织报告团,在水胶场开欢迎大会,父亲还被请上主席台,他的笔记本里还有那位人民军代表用朝文写的题辞。
此时共产党对学校的控制加强了,派来了教导主任,充实了骨干青年教师。母亲个性很强,对解放后共产党的这些做法无法适应,又考虑到父亲所处的地位,所以1950年初母亲就离开学校,回基督教会工作,接着受教会委派,到齐鲁大学神学系进修一年。一年之后,母亲开始在周村、邹平、淄川、博山、益都等地的教会巡回服侍,不常在家。
光被中学虽为私立中学,但没有哪个人是实际拥有者,房产设施是教会的,父亲只是一个拿薪金的管理者。1952年三反五反,父亲成了替罪羊,要他反省有哪些贪污行为。父亲几次交待都不得过关,后来他们就组织打虎队,要打我父亲这只老虎。
打虎队日夜出入我们的住屋,监督父亲反省、交待问题。有一天晚上,我已上床睡觉,父亲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突然问我一句:“你怕不怕?”我支支吾吾无以为答,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里,我被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父亲浑身湿透,学生们正在给他脱去湿衣。原来父亲一直没睡,乘值班学生不注意,跑到屋外附近跳井了。井水深仅及腰,学生们又把他救了上来。
自杀是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表现,于是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解手之外,日夜有人围着问他同一个问题:“你贪污了多少?”几天下来,父亲腿脚肿了,嗓子充血,嘴角流血。在办公楼前,全校师生开批斗大会,先让父亲交待,接着是大会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于耳,还算斯文,没有施以拳脚。
后来上面来了指示,运动嘎然而止,学校恢复正常。父亲的校长职务就此被停,不久去市里参加学习,然后调到张店中学当教师。父亲到张店后,母亲也辞去教会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来到张店,先住保安街,后在火车站下面的北泰康街17号定居。父亲在五中教过地理,后来转数学组,教过三届初中代数。母亲后来去小学当了教师,一家人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7年反右,波及到淄博。春节寒假,老师们不得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父亲所在的数学组,青年教师金锐波,浙江人,时年26岁,年青气盛,一时想不开,在数学组的门楣上上吊身亡。这一下激化了矛盾,数学组被他们看成右派窝,多名老师被划为右派,我的父亲被称为黑后台。1958年上半年,对右派还没做组织处理,父亲还继续教课。从下半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对右派的处理也下来了,几名年轻教师送去劳教,外地的遣回原籍,父亲则留校劳动。大炼钢铁要用碾子压粘土做坩埚,学校买了一头牛一头驴拉碾子。父亲被责令当饲养员,每天手持镰刀,去附近野地里割草喂牛驴。大炼钢铁结束后,父亲在教职工食堂打杂。1960年,父亲已64岁,开始有心脑血管病症状,以“隐瞒义教身份”的名义被开除公职,在街道接受管制。
1965年,父亲突发中风,行动不便,语言不清,情绪不稳,但尚能自理生活。多亏母亲已退休,在家日夜陪护照料。1966年9月5日,街道造反派抄家封门,父母在外露宿一夜。9月6日,母亲被造反派在居委会纠缠。是日傍晚,父亲大叫几声,突发脑溢血,大小便失禁,于当晚11时去世,终年70岁。1978年,父亲被改正。2005年淄博六中举行百年校庆纪念,父亲成为六中校史上被打捞的文物。
————————————————————————————
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至1956年一年的“肃反”,1956年9月,中共八大前夕,根据七大党章,我未经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