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淄博六中的前身是周村中学，周村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光被中学。1949年前后，父亲张文敷是光被中学的校长。
共产党接管光被中学以后，开始组织学习文件，如《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1949年秋季开学不久即是建国大庆，学校组织多次庆祝游行，敲锣打鼓，腰鼓队、秧歌队走街串巷制造气氛。作为一校之长，父亲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很多，不时应付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来人检查指导。
1950年的镇反、土改，与学校关涉不大，只有极个别教师受到冲击。小学部主任赵竹青老师，寒假前还在上课，过了寒假却没再来。听我父母讲，赵是长山县人，原为共产党工作，后叛变投敌，且有血债，寒假回家就被长山县镇压了。
抗美援朝，全校师生集会游行，演活报剧，出壁报画、漫画，揭露美帝的罪恶历史、侵略罪行。父亲过去与教会里的外籍人士有接触，因而此时行事更加谨小慎微。学校积极组织一些实际活动，比如让小学生登门征集呼吁和平的签名，或去各家各户募集咸菜干菜支援志愿军。光被中学还选送一批学生到军事干校学习，与我同村的两位同学王立俭、王立诚，后来一个成了军医，一个当了海军。
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师生们纷纷捐款，父亲带头捐了50万，这个数字比他的月薪还多。1951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组织报告团，在水胶场开欢迎大会，父亲还被请上主席台，他的笔记本里还有那位人民军代表用朝文写的题辞。
此时共产党对学校的控制加强了，派来了教导主任，充实了骨干青年教师。母亲个性很强，对解放后共产党的这些做法无法适应，又考虑到父亲所处的地位，所以1950年初母亲就离开学校，回基督教会工作，接着受教会委派，到齐鲁大学神学系进修一年。一年之后，母亲开始在周村、邹平、淄川、博山、益都等地的教会巡回服侍，不常在家。
光被中学虽为私立中学，但没有哪个人是实际拥有者，房产设施是教会的，父亲只是一个拿薪金的管理者。1952年三反五反，父亲成了替罪羊，要他反省有哪些贪污行为。父亲几次交待都不得过关，后来他们就组织打虎队，要打我父亲这只老虎。
打虎队日夜出入我们的住屋，监督父亲反省、交待问题。有一天晚上，我已上床睡觉，父亲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突然问我一句：“你怕不怕？”我支支吾吾无以为答，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里，我被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父亲浑身湿透，学生们正在给他脱去湿衣。原来父亲一直没睡，乘值班学生不注意，跑到屋外附近跳井了。井水深仅及腰，学生们又把他救了上来。
自杀是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表现，于是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解手之外，日夜有人围着问他同一个问题：“你贪污了多少？”几天下来，父亲腿脚肿了，嗓子充血，嘴角流血。在办公楼前，全校师生开批斗大会，先让父亲交待，接着是大会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于耳，还算斯文，没有施以拳脚。
后来上面来了指示，运动嘎然而止，学校恢复正常。父亲的校长职务就此被停，不久去市里参加学习，然后调到张店中学当教师。父亲到张店后，母亲也辞去教会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来到张店，先住保安街，后在火车站下面的北泰康街17号定居。父亲在五中教过地理，后来转数学组，教过三届初中代数。母亲后来去小学当了教师，一家人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7年反右，波及到淄博。春节寒假，老师们不得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父亲所在的数学组，青年教师金锐波，浙江人，时年26岁，年青气盛，一时想不开，在数学组的门楣上上吊身亡。这一下激化了矛盾，数学组被他们看成右派窝，多名老师被划为右派，我的父亲被称为黑后台。1958年上半年，对右派还没做组织处理，父亲还继续教课。从下半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对右派的处理也下来了，几名年轻教师送去劳教，外地的遣回原籍，父亲则留校劳动。大炼钢铁要用碾子压粘土做坩埚，学校买了一头牛一头驴拉碾子。父亲被责令当饲养员，每天手持镰刀，去附近野地里割草喂牛驴。大炼钢铁结束后，父亲在教职工食堂打杂。1960年，父亲已64岁，开始有心脑血管病症状，以“隐瞒义教身份”的名义被开除公职，在街道接受管制。
1965年，父亲突发中风，行动不便，语言不清，情绪不稳，但尚能自理生活。多亏母亲已退休，在家日夜陪护照料。1966年9月5日，街道造反派抄家封门，父母在外露宿一夜。9月6日，母亲被造反派在居委会纠缠。是日傍晚，父亲大叫几声，突发脑溢血，大小便失禁，于当晚11时去世，终年70岁。1978年，父亲被改正。2005年淄博六中举行百年校庆纪念，父亲成为六中校史上被打捞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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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至1956年一年的“肃反”，1956年9月，中共八大前夕，根据七大党章，我未经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的政治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