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转自博讯网
“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 “一对一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妈妈只生我一个。”······。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计划生育既然基本国策，是法，每个人就必须遵守。还有，我狭隘地想：“反正我也不想多生孩子了，计划生育和我没有关系。”
面对冯建梅
直到2012年，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躺在床上，表情痛苦而绝望。她的身边铺着的塑料布上，摆放着一个蜷曲着像个大逗号的婴儿。这是一个男婴，身体上还有血，脐带并没有处理，他好像在母亲身边安静地睡着了。这位妇女的名字叫冯建梅，23岁，家住陕西省安康地区镇平镇。因为一时交不上四万元的计生罚款，被当地计生干部围、追、堵、截、打、拉到医院，打了催产针，30多个小时后生下这个死婴。
这张照片轰动了世界。面对冯建梅和她死去的孩子，我瞠目结舌，难以言语。这个小小的人儿，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了，因为他没有人间的准生证。面对这张照片，我愤怒了，没有钱，就要你的命，这简直是土匪强盗的行径。面对这副照片，我不停的垂泪，为躺在病床上如鱼在刀板上任人宰割的母亲，为这个没有权利到人间啼哭一声，还没有留下姓名的生命。
是谁杀害了这个圆园的头、黑黑的发、已经长足月份的小人儿？面对着触目惊心的死婴和血，我不断的自问：如果我是冯建梅，我的身体会遭受怎样的疼痛和煎熬？我的精神会承受怎样的屈辱和打击？如果那个被杀死的小人儿是我怀胎八、九个月的孩子，我的骨血，我是那么的爱他，期盼着他的降生。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小衣服、小杯子、小摇篮、小奶瓶子。但他被杀害了，生下来的是我不能抱在怀中的死婴，我怎么承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以国家的名义，政策的名义，政府的名义，计划生育就可以杀死一个妇女肚子里的胎儿吗？
城市里的计生
近几年，我开始反思中国人是太多，是应该计生的计生政策。
我小时候，因为亲戚的领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那是七十年代初，我记得邻居江妈妈家有七个孩子，五女两男，就江伯伯一个人工作，一个月九十多元钱的薪水就把一个家子人养活的挺不错，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念书，穿戴的干净整齐。邻居陆妈妈家有五个孩子，三女两男，记得过年时候媳妇女婿孙子孙女都回来了，一家人吃饭得拼两张桌子，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不热闹。陆妈妈带大一个孙子，又带另外一个孙子，虽然辛苦劳累，但她生活特别愉快······
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施行“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家属院的孩子少起来，冯加友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男孩。孙金哲家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男孩，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说：“如果生一个女孩就好了。”······
八零年，我开始在甘肃省玉门市工商银行工作。单位上计划生育抓得很紧，还专门请来医生给女职工讲解避孕知识，介绍各种避孕环的功能和使用。那时候每个家庭只要生了第一胎，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谁也不敢提不敢想再生第二胎的事情了。记得那时候经常有已婚的女同事请假，单位上会给半个月的假期，不扣工资。大家小声神秘地说：“做掉了个娃娃，请假休息去了。”“你们女人，就是事多。”“月份大了不行，就赶紧做掉了。”大家善意的谈论着，平静地说笑着，仅有的一点同情是给经受流产的女同事的。没有任何人站在那个被流产的胎儿角度去惋惜去叹息，每个人都觉得他(她)不过是一块不到核桃大的肉，他(她)是多余的，不应该存在，就让医生用机器、用剪刀、用钳子把他弄出来。没有人想到，没有人认为、没有人能说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一个人！是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她的)！”
一百多人的单位，育龄妇女不过三十多人数。同事小杨流产过，小黄流产过，小陈流产过，小常流产过，小蒋流产过，小宋流产过······我没有统计过，但是估计有三分之一，甚至超过半数的女同事流产过，打过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记得好朋友小红说过：“医生骂我，你刚生过孩子，就怀上了，就打胎，你不要命了吗？我也不想打胎，打胎多疼呀。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让生，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女儿，给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多好。唉___！国家不让生呀。”那时候打一个胎十多块钱，还可以报销，又有半个月休假，还拿着工资，众妇女们也觉得不亏。医院里妇产科总是很忙，我有一次就看见六、七个女人坐在门诊部等着打胎。
中央文件下发下来，地方上总是“认真学习，积极贯彻执行。”现在回头看，计划生育政策在广大城市执行的相当顺利，如同我采访过的维权律师腾彪所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北京可能就比农村比中小城市要文明一点，没有遇到强制节扎、强制堕胎。但是那个政策也是不得了的，开出公职什么的，就没有饭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城市里没有那么野蛮，就是因为后面的处罚足以威慑。一个女性一怀孕都是自动的就去打胎，有些就是几次。这方面的学者有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有上千万的人工流产。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
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些自以为非常文明，有知识有文化，颇有优越感的城市人，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自私？多么的胆小？我们习惯了做国家的奴隶，习惯了弯腰磕跪，习惯了温顺的服从。当我们肚子里有了一个胎儿一个生命，却没有反抗，没有思考，没有犹豫，没有争取，就乖乖的像一头任人宰杀的绵羊一样，自己坐上手术台，岔开双腿，心甘情愿的堕掉自己的骨肉，没有愧疚感的打掉一个生命。
面对这个屠杀胎儿的国策，我们都是拥护者、受害者、沉默者。这是不是我们的耻辱？是不是我们良知的麻木？是不是我们的愚昧和残忍？
我曾经在他们的行列，我也在拷问自己。
农村里的计生
现在想起来，早在三十年前，我在陕西富平老家的村里就看到过许多有关计划生育的事情，只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
记得我二十出头那年，去看望一个朋友。他的哥哥和嫂子、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住在生产的队仓库里，房子阴暗破旧，家徒四壁，除了被褥锅碗什么都没有。朋友说：“我哥哥是大学毕业的，在公社中学教英语，就是为了计划生育，没有公职了。不让教书了，回来种地了。”我漫不经心的问：“他生了几个？”朋友说：“三个，前两个都是女娃，还好，第三个算是生了个男娃。”我问：“老二呢？咋只见一个女娃？”朋友解释：“生下来就送到外婆家去了，藏起来了，不敢让回来，不然男娃的户口报不上。”
记得那个曾经的英语教师灰头土脸的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不时地翻看着一大簸箕小鸡娃，指望着快点长大了下蛋了，能挣一点钱，能养活这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教师的妻子倒是高兴地抱着一岁的儿子说：“咱农村，没个男娃不行。有这娃，就行了，对得起人家先人了。”
我回家将英语教师的遭遇告诉我当农民的父亲，父亲眉毛一立说：“球，为个娃把工作丢了，也是没有脑子。”有工作就有工资，能养家活口，吃商品粮，老了有退休金养老。父亲的态度也没有没有道理。
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名字叫李中原，河南人，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记得我八几年那阵回家探亲，李叔叔家总是有来自河南的亲戚，有男人也有女人。李叔叔对我父亲说：“不得了，我这里成了接待站了，来了一批，走了，又来一批。”细心听时，原来都是他们夫妻的河南亲戚跑到他们这里来躲避计划生育，女人怀孕三、四个月之后，男人领着逃来，给李叔叔家干点农活，混口吃喝。过上几个月，女人生了孩子，抱上孩子再回河南。“娃生了， 他就没有办法了，不然，你就是怀上，人家也催着撵着逼迫着，让你把娃堕掉。”那时候，我父亲在队里给社员磨面，李叔叔家三天两头就拉来麦子玉米磨，吓得他们家河南亲戚说：“不敢这么吃，不敢这么吃。”
李叔叔妻子的弟弟也是来躲避计划生育的，有时会来串门子聊天，他说：“嗨！那些狗日的！坏得很，我们逃出来了，我妈带着女娃在家里，人家土匪一样来了，啥都拿去了。被子、单子，最后连门都给拆了。一个老婆子，哭天喊地有啥办法？我就等婆娘把娃生了，赶紧回去，把地都要荒了。”
当时还没有结婚，更不懂生育一个男孩对农村夫妻和家庭的重要性的我，看李叔叔家来来往往，破衣烂衫，穷的给女人两斤桃梨都吃不起，一心想生个儿子的亲戚们，我就像看宋丹丹、黄宏演的<<超生游击队>>那么看热闹。我甚至在心里嘲笑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愚昧，他们的固执。为什么一定要生个男孩？为什么不遵守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要跑到陕西来生孩子？
记得李叔叔的妻弟讲过这么一个案子，发生在河南偃师：在他们村里，一个妇女又怀了孩子，是计划外的孩子，也就是不准出生的人。队里干部三天两头催着去打胎，这个媳妇就这里躲那里藏。 但是村干部压力也很大，村里多出生一个孩子就要罚款，还要被抹掉帽子(官职)。那几天，这个媳妇就快分娩了，村干部也盯得紧。这家人挺聪明，让媳妇睡在公公房子里，炕下还留着公公的鞋。公公睡在媳妇房子里，炕下还留着媳妇的鞋。半夜那些干部就领着人翻墙进来了，黑灯瞎火的撞开门，几个人七手八脚抬着公公就出了门。公公为了保护儿媳妇，也就尽量不喊叫。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媳妇就生产了，而且还是个男娃。这家人想反正都生了，你们还能怎么样？
等干部发现抬错人了，又赶紧跑回来。一看孩子都出生了，气得不得了，扑上炕一把抓住，就把这个娃娃给捏死了。把这家人给伤心坏了，好不容易添了个男娃，让活活捏死了。没有几天，这个干部的娃娃上学从这家门上过，这个男人就用锄头把这个干部的娃娃打死了。
“这个案子多少年都没有判，人就关着。判死刑，群众反应大得很，是你先把人家娃杀了。党的政策也没有叫你杀人嘛。”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来陕西偷生生下来的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偷生下来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