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给三个儿子起的乳名都带“星”字，期盼他们将来都能发光。但那时地主成分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的愿望只不过是个白日梦。
1979年1月29日，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天，报纸上说国家会尽快解决地富分子摘帽的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高兴得两宿没睡着觉。2月 22 日，我摘掉了地主帽子，从此一身轻松。现在，我的三个儿子一起组建的山东三星集团，利税近2亿元。2008年3月25日，他们集团还在美国上市了。我盼儿子都能发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原来是泥瓦匠，是踩百家门的手艺人，威信很高，所以乡里乡亲不好意思斗我。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别人另眼看。开会的时候，我总是蹲在最后头，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家庭成分高，我岳父家的成分也高，亲戚都不敢跟我们走动。
我的大儿子王明峰，仅上到小学就不能再上了，14岁就到生产队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只是期望人家给个好评价。至今他一有时间就自学，看到不明白的原理什么的就难受，做梦还是在听课呢。我的二儿子王明星当兵体检，身体合格了，可是政审家庭成分高，被刷下来了。
没摘帽时，我愁三个儿子找不到媳妇打光棍。1982年，王明峰找上了媳妇。他扬眉吐气，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门心思尽快富裕，找生产队队长担保贷600块钱，冒雨跟他二弟到张店去买电焊机。在公路边，用四根棍子支起一个棚子，就开起了维修部。挣了钱就买工具，扩大再生产，到1994年，他们一年能挣20多万。
三个儿子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们：“够吃够喝就行了，别再铺摊子了，政策说变就变，不是有句话说十年再来一次吗？再来场文革，还不得挨斗啊。”儿子们却认定，政策不会变了。
我现在一家16口人，四世同堂没分家。孩子们的生意做得挺好，企业固定资产将近 30亿，老大是集团董事长，老二是总经理，老三是常务总经理，孙子、孙子媳妇一共有6个是留学生，真是梦都梦不到啊！
现在王明峰还对我念叨说，他想搞个“三星博物馆”，把他们发展的艰难历程记录下来，大家吃了不少苦，都十分珍惜现在的机会。三兄弟赶上了好时代，我一直跟他们说，回报社会是我们应该的。他们做得很好，汶川大地震，他们公司员工捐款捐物30多万，给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每年老人节都为村里老人捐款10万元。看着三个儿子三颗星，我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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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共产党在金华县马安山村设立管训处，收容从四面八方送来的各色人等，住在金氏祠堂和地主家的木楼上，不准与外界接触，当地百姓统称这批人为“地匪”。起初，上午这些人被带到小山坡上开荒种粮，下午在规定范围内自由活动。不久，自由活动取消，改为集中训话，然后就宣布几个重犯死刑，就地枪毙。后来，这些人白天被押解去挖坑，夜里解送死囚，用机枪扫杀掩埋在挖好的坑里。因枪毙的犯人太多，埋得太浅，致使狼群成灾。那时我在距该村六七华里的寺后王小学教书，夜里经常听到枪杀地匪的声音。再后来，我做了该村的女婿，接着又在该村监督劳动二十年，直到1996年离开。我在该村劳动期间常碰到狼，有一天夜里，单独到小山坳里放水，竟遇到四只狼。据说马安山管训处大概枪毙了一千五百名左右地匪。一位妇女探得丈夫已死，当晚在村西馒头山上的柏子树上缢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