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爷爷有三兄弟，早年失去父母，到山里投靠叔叔，叔叔收养了他们。爷爷十几岁的时候，他叔叔给他们三兄弟三亩田，算是分了家。为生计，爷爷开始做点小生意，经常凌晨一更起床，挑着担子走两个小时路到县城进货，然后再走两个小时路，赶回家吃早饭，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据说有一次走夜路遇到鬼，大病一场。
爷爷非常和善，从不得罪任何人。我奶奶是信佛的人，从不说人坏话，不刁难人，一辈子吃斋念佛，谁有困难都尽量帮助。我们那一带的人，都喜欢买他们东西，渐渐地生意好起来，成为当地的有钱人。
爷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家一天只吃两顿饭，平时菜里没肉，只有客人来时才买点肉炖豆腐。父亲那时候很小，有肉吃是最高兴的了，爷爷有时会夹点肉给他，说：“好了，肉是客人吃的。”那时经常有土匪来，几个人端着枪，放两枪，把门踹开，叫把钱交出来，好在他们求财不害命。爷爷有了点钱就买田，一是为了生活，也怕下一代没本事，有了田就有保障了。
1949年，爷爷有三十多亩田，被划为地主，田分给他人。据说也没分给外人，分给了他的两个弟弟。爷爷还有一个商店，又算个民族工商者，所以还可以经营自己的商店。那时斗地主，爷爷经常被批斗。有时批斗完，拉出去枪毙几个，爷爷侥幸活下来了。
转眼公司合营，爷爷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每个月有固定工资，爷爷的店铺被国家租去开店，每月都有房租。以前爷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现在看透了，舍得吃了，只是不明目张胆吃，是关起门来偷偷地吃。父亲说，他小时候比一般小孩生活要好得多，很早就有了收音机。
爷爷退休后，有两个顶替名额。那时我父亲在外面读书，我母亲带几个小孩，上不了班，所以两个名额都被我大伯家拿去了。大伯一家人都在供销社上班，全变成了城镇居民，而我们一家随母亲仍然是农村户口。那时城镇户口，国家每年分给粮油，而我们家不但要种田，要交公粮，养猪还要无偿交给国家，只能分到一点点猪肉。所以虽然同住在爷爷留下的房子里，但我家与大伯家贫富悬殊。我们小时候穿得破破烂烂，而大伯家的人穿得很好。他们关起门来吃各种水果，而我们捡他们抛掉的壳吃。
这件事对我父亲刺激很大，发誓要让我们全家离开农村。父亲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研究飞机的单位工作。现在父亲已经退休了，过着快乐的日子。父亲说，有一次，一个老农民对我大伯讲，现在地主的后代翻身了，跑到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前面去了。我大伯说，你这个共产党员算什么，我们一家都是共产党员。确实，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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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本家姥爷，解放前有七亩地，家里人口不多，七亩地够生活了。同村有个没出五服的本家，男人得病死了，留下一个卧病在床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姐弟，生活极其穷困。我那本家姥爷看他家可怜，就把自己家的二亩地租给他家种，每年才要五十斤地瓜干作租子。后来那个姐姐嫁给一个外村人，那外村人参加革命，她也随夫参加了革命。土改时，我那个本家姥爷因租地给别人种，被划成地主，天天挨批斗，斗得最狠的就是那个弟弟。后来姐姐回家探亲，从老娘那里得知这事，一脚将弟弟踹出大门，坐在炕上哭着骂弟弟忘恩负义，说如果当时我那个姥爷不租地给他们种，他们家早就饿死光了，哪里还有现在。那姐姐拉着弟弟，到我那个姥爷家磕头赔罪，并亲自到县里把地主成分改为中农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