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博讯
南方日报》1月21日报道，近期，广州市先后发生了多起环卫工人停工要求涨薪的事件。记者了解到，广州市环卫工集体停工要求加薪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一个规律：每隔3年都有一次集体停工事件。最近10年来便有5次大规模的集体停工，各发生在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和最近的2013年。主要原因是环卫工程招投标后，被层层外包，层层克扣。
人民网也报道了中日合资企业上海神明电机有限公司1月18日发生劳资冲突事件，罢工员工占据工厂办公楼，不让10名日本管理人员以及中方管理人员离开，在警方介入下后者才获得安全保证。据悉，此次纠纷的导火索是资方要求员工签署“49条新员工守则”，例如迟到一次，需罚款50元人民币；迟两次，则须记过，并罚100元。对于每月收入不足2,000的工人而言，罚款金额几乎等于一天的薪金。公开数据显示，上海神明电机原本是中日合资，主要生产电磁线圈、微型开关等电子产品，雇佣工人约千余人，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工人们不约而同地以罢工形式主张自己的劳动和工资权利，对于2013年开春伊始这个寒冷的冬天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因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且再也不回头。即将立即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拐点也已经不可逆。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数据称，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特意提醒媒体注意这一数据。他强调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各方须思考如何去顺应这种变化。
与刘易斯拐点同步到来的，是这个冬天弥漫在中国上空经久不散的灰霾，告诉我们环境对于我们生命与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丝毫不亚于GDP增长！新的劳动力和环境时代已经开始了！
随着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等，中国离世界工厂渐行渐远，张庭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中国的制造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1.自2005年7月迄今，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约35%；2.土地价格大幅上涨，进而推动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工资之比已由当年的3%提高到今天的17%；3.石油价格已由每桶20美元上涨到今天100美元上下，海运成本大幅攀升，其他原材料价格也大幅攀升，铜由2000年初每吨约2000美元上涨到近期约8000美元；4.中国环境和劳工保护成本也在增加；5.随着政府规模和投资不断膨胀，各种税费也不断攀升，现在工业化大国中，仅次于法国位列第二。
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大量企业外迁，1月16日，商务部公布，2012年中国国外直接投资（FDI）金额同比下降3.7%，三年来尚属首次。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4.5%，超过服务业下降的2.6%；而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1%。
通用电气、卡特彼勒、福特汽车、科尔曼和NCR等已将其部分制造工厂搬回美洲。而阿迪达斯则在2012年底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将制造工厂全部转移到东南亚，类似的跨国企业还包括耐克、爱世克斯、LaPerla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而美国给出了新的政策优惠，再加上美国超低的资金成本，以及全球最低的石油天然气价格（石油比欧洲便宜约20美元/桶，天然气价格是欧洲的1/5、中国的1/7），再考虑到运输成本的减少，从而汇聚成强大的企业回流动力。普华永道报告显示：东南亚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有力竞争者。
刘易斯拐点和环境拐点对中国长远利好，是经济结构转型和外向型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开端，但中短期对政府和企业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未来，不论是城市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当把人才和人力资本放在首位，以保障他们的迁徙自由和劳动权利为第一要务。城市政府要吸取过去试图人为控制人口却无法控制只制造麻烦的教训，及时改革户籍和教育制度，确保外来人口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企业也绝不能为降低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不断向偏远地区转移，相反，应该向大城市周边转移。如果一味往土地、环境、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区域转移，则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的成本、环境污染较分散处理的成本、企业办社会的成本还有间接的员工感到没有出路、前途渺茫等文化成本，都比大城市周边要高得多。这方面，富士康的孤岛效应导致的系列跳楼事件就是教训。还不如在大城市周边付出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也随时可以招到更多更好的人才。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自由是目的，其它一切，诸如创造力、财富、幸福，都是自由的副产品。一些富庶而美丽的千年古镇照样吸引不了高精尖人才，就是因为城市资源集中度不够，人才集中度不够！这是企业和政府要格外引起重视的地方。
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只有最富有远见的人、企业和政府能够生存发展得更好，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博讯 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