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项目故事官李艺泓生活的江西赣州兴国县的小村庄，群山环绕，乡土社会里生育观连带许多悲伤的故事都被这大山封冻。近5年来，在赣南农村长大的李艺泓一直以他出生的小村庄为原点，做计划生育的田野调查。

计划生育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在李艺泓出生的1990年，这项政策在农村已经深入毛孔。一些荒诞的故事由此真切地发生了。他的村庄，有人因为超生把教职丢了；有人为了躲避计生罚款，精心策划了一桩失踪案件；还有人逃到山林里生儿育女，干脆成了‌‌“野人‌‌”。

李艺泓的父亲是村干部，当时跟在乡镇工作人员身边。在目睹这些后他失眠了，半夜里他对妻子发誓，‌‌“再不跟他们去抓人了。‌‌”后来，李艺泓把这些写进了他的田野调查笔记里。

我1990年出生在江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是地道的红色老区。

在我们农村，自古以来就信奉‌‌“有人就有一切‌‌”的至理名言，追求的是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人多特别是男丁多，那你就可以在祠堂上说话响当当，可以在那些家里少男丁的人面前吹牛打哈胡说八道，在人前走路腰杆子笔挺笔挺的趾高气昂。别人就会说你能干，你家风水好屋场好，说你家是大家庭兴旺发达一片繁荣，至少连你想要扛一块石头都可以多一双手，多一个肩膀，打架都多一双拳头，更重要的是自己到老了即使儿子没良心，到每家去讨一餐饭都饿不死的。

抱着这种想法所以大家想尽一切办法生，罚款也生，拘留也生，总之就是要生。

在我童年时期，记忆尤其为深刻的，恐怕还不只是那些飞天打石不着边际、天天在外疯玩的日子，而是一段关于乡干部搞计划生育的记忆。这是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有些虽非我亲眼所见，但它们就发生在我身边。

本文所呈现的社会环境距今恐怕超过十年。十年中超生的人还是继续存在，生的数量也没有减少，但是好在再也没有了牵牛、赶猪、抄家的计划生育工作组，也没有了桥头的弃婴。他们继续生育，继续做苦力赚钱交罚款。继续在‌‌“泥蛇一箩都冇用，竹叶青一条就够‌‌”和‌‌“人多力量大，多个人搬块石头都多一双手，有人就有世界‌‌”的两种观念里翻滚，而这些就构成了现代乡村的生育图景。这幅图景向历史、向现代、也向未来不断地延展开。看见这些生育故事，或许能真正地看见一个时代。

李久长：一宗神秘的失踪事件

李久长，按照姓氏和辈份来说我应该叫他叔叔。他住在一个山旮旯里面，老婆是同村的女人，和我家隔了四栋房子。

第一个男孩生下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也为害怕计划生育，所以没敢生第二胎。但是，没敢生并不代表不想生，打了好久的主意，他一开始不知道这如何是好。因为他家特别穷，家里还有个从16岁就瘫痪的哥哥，全部得他服侍，所以超生后能交得起罚款么？交不起，再说只要一摊上这事，哪是交罚款就能解决的。他是个很瘦小但脑袋瓜子相当灵活的人，有一个计划他估计酝酿了很久，等大孩子两三岁可以断奶、会自己吃东西的时候，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这是一个很绝的计划，假戏真做，做的太真了，当时几乎骗了所有人。

有一天，久长在外面做了五六天零工之后回到家，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婆不见了，而他的儿子在他离家的时候就被抱到丈母娘家里了，久长在家里等了一天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还以为他老婆是去山上干什么活呢，所以也没在意。到了晚上才发现自己的老婆还没回来，就跑去问他老婆平时玩得好经常在一起的女人晓不晓得她去哪了，结果家家户户都问遍，都说好奇怪有两三天没见到她了呢，还以为是感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这么说他就开始担心了，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会不会是婆娘碰上什么鬼了被鬼藏起来了？越想越担心，越想越觉得不对。于是赶紧叫上了同一个村小组的汉子，叫他们拿手电筒拿火把帮忙找，把她平时去的地方都给翻一遍，找了一个晚上，没找着。第二天，他又想是不是去哪个亲戚家里了？结果一打听，又没有，这下他可就急啦，莫非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那他可是要负责任的啊。

他老婆是我们村曾姓人的女儿，那么一大姓，知道了自己孩子无故失踪这件事情还不吃了他啊。但他还是想要不再等等，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呢，等到第三天仍然毫无消息，他终于不敢再隐瞒下去了。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村里所有姓李的家庭，并且也给丈母娘家说明了情况，大家聚在一起。经过一天的商量，当天晚上一支浩浩荡荡的寻找队伍就出发了，电筒的电筒，火把的火把，两三个人一队，把我们附近的山都搜了个遍。接着又到邻村找，一连找五六天，不见一个人影。

据久长说，他老婆什么东西都没带走，也没听说要出远门或者去打工，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啦。于是，两姓人就坐在了一起，大家纷纷猜测是出现了什么情况，有的问‌‌“久长两公婆是不是吵架闹矛盾了‌‌”；他说没有，有的又在猜想‌‌“是不是附近什么品行不好的女人说了什么话，她听了跟出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也有人问‌‌“是不是跟野男人走了‌‌”，还有的说被什么鬼给勾了去了……越说越离谱，最后谁都说服不了谁。说完之后大家又帮忙寻了个把礼拜，毫无结果，大家也基本上不抱希望了，就当她不存在了，只是说定了在平时会多长个心眼，慢慢地大家都不再抱希望了，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摆平丈母娘那边关系的。

过了一年还是多长的时间，有一次久长忽然说他老婆回来啦，说原来是去外面打工了，怕久长不同意就偷偷出去了。

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还是知道了真实原因：原来在她走的时候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又是第二胎，怕乡政府搞计划生育的人过来抓她，把胎打掉。因为我们村就有人已经是六个月的胎了，而且是儿子，都被抓到卫生院给打掉了。于是就策划了一场所谓的失踪事件，这出戏演得太真，骗过了所有人，双方父母都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了就没事了，不可能再被打掉了，还是个男孩，一家人特别的高兴，剩下的要做的就是别让乡政府的人看到就行了，走一步算一步。那个时候谁要是看到超生报告给乡政府有奖励，没过多久村里一个知情人士就把这事给乡政府告了上去。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二三十人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他们住的那个山旮旯里面开去了。这次也是去找人，不过不是找失踪的人，而是要‌‌“找出多出来的那个人‌‌”。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村里的会计，所以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这支队伍在离久长家还挺远的地方就分散开了，围绕久长家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他们怕久长知道了走山上跑掉了，藏哪个山坳里，就找不到证据了。

而久长一家人当时都在安安稳稳地睡觉，对此全然不知。直到有人敲门，他才立刻意识到了点什么，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一家人几乎被吓傻了，一时没有了主意，也不敢开门，敲门的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敲门的敲火了。不等久长继续呆傻，也不等他开门，乡政府为首的一声令下，不知道谁从哪里找来一把斧头，对准大门就是一斧头下去，踹的踹踢的踢，一扇结结实实的大门就给弄得支离破碎了。

爸爸当时也在场，他气得乒乒跳，当时就拽着乡长的衣服，说‌‌“这样搞不行，这是我的家庭是我的同姓人，我是这个村的村干部，你们要这么做，得问过我，不然不能动‌‌”。可乡长哪里会理我爸，淡淡地说一声‌‌“这是国家政策，你管不了，一个小小的村干部算什么‌‌”。

久长一家看到他们劈门了，知道躲不住了，叫老婆孩子在房间里面呆着，自己也不管了，一个人出来了。可刚走到大厅里，那伙人就一窝蜂全拥了进来，一看到久长火冒三丈，老鹰抓小鸡样几人就把他拎起来，架着到了乡长面前。其他人到各个房间楼上楼下，搜了个遍，一分钟就把久长的老婆孩子给从屋里赶出来了。她老婆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吓得全身抖动，小孩子全部在那里哇哇大哭。那乡干部一看到确实有两个孩子，连拉带拽，就给赶了出来。

小孩子猛哭，他们听烦了，一个乡干部一巴掌就朝大一点的小孩子脸上打下去。久长老婆看到这一幕实在是忍不住了，张开嘴哭天喊地地骂，久长妈妈也是跟着一起骂，一起哭，边哭边揪那个小伙子的衣服，要和他拼命，最后被人拉住了。他们质问着久长，问他为什么不开门？是不是还想逃走？接着就要他立刻出多少多少超生费，不然就把猪赶走，牛牵走，粮食挑走。但是久长说自己没有钱。他说没有，乡政府的人便打他，他又是个不服软的硬汉子，被打得鼻血都出来了，还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生都生了，大不了，你就拉我去坐牢‌‌”。

那几个乡政府工作人员听了这话，怒火中烧，活动得更加积极，牵牛的牵牛，牵猪的牵猪，抓鸡的抓鸡，装粮食的装粮食。瞬间，久长家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给集中到了门口的禾坪上，牛在手里牵着，猪用绳子把脚绑着，连鸡鸭也被装进了笼子里。至于粮食的处理方法你可能闻所未闻，乡政府这群人嫌它太多太重，又不值几个钱，挑了几担下来之后也懒得挑走，因为这里是山旮旯里，行走不便，省得麻烦，但他们又想让久长吃点教训。刚好，久长家门口有个池塘，于是他们把挑下来的那些粮食，全给倒池塘里去了。这还不过瘾，不知道是谁，打火机一打，呼地一把火就烧起来了，一个不大的池塘火光冲天。

那天晚上折腾到凌晨三四点，久长被他们扭到村委会的牛栏里，关到天亮，两个小孩和他老婆老娘则留在家，抱在一起哭一晚上，第二天老婆便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而乡政府这伙人，得胜而归，把抱回来的鸡鸭全宰了，热火火地吃了一顿夜宵。当然，他们也叫我爸爸吃，爸爸吃不下，回家来了。那夜他失眠了，半夜我听他跟我妈说发誓以后不跟他们去抓人了，他怕自己造孽，怕小孩子发生意外自己就断子绝孙了。但是，一旦被事情拖着走，他又只能是跟着去，无法阻止，能帮村里人多少就帮多少，为此他不知道捶过乡政府多少桌子。

之后久长还关了拘留所，罚了一大笔款，后面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一家子人拉拉扯扯地养，生活陷入了一个泥潭，任你怎样挣扎，都难以很快出来。元气大伤后，久长大概用了七八年时间才真正缓过气，如今他在广东弄了个针织加工厂，把一家老小全接了出去，虽不说什么发达，却是慢慢在转机。

洋火生：逃到山里成了‌‌“野人‌‌”

洋火生是‌‌“超生游击队‌‌”的典型，是‌‌“王牌军‌‌”，他是我族里的堂伯，如今有四个小孩，三女一男，大的女儿16岁，小的儿子3岁。

洋火生第一胎是女儿，这是很尴尬的事，我们那的老观念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再好，最后都是别人的人，是帮别人养的‌‌”。如果可以再生，接下来的是儿子，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这在当时的环境几乎不可能，超生罚款连着‌‌“抄家‌‌”蹲拘留所，想一想都怕。

洋火生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决定再生一个。他在女儿两三岁的时候，让老婆怀上第二胎。偷偷一检查是儿子，但是太大意了，很快就让乡政的人知道了，不久就通知村干部带他老婆去流产。洋火生不从。他老婆身孕六个月的时候，乡干部和村支书去他家，强行拉去乡卫生院做了人流。家里的大门也没逃过被劈，猪啊、牛啊也牵了个精光。我那时候在路边玩，看到牵牛、赶猪、挑谷子的连了一路长队。

胎一没，洋火生就气得要跳井了，他是个蛮汉，喝酒的时候喜欢逞能，五十多度的章贡酒，左手一瓶，右手一瓶，脖子一仰一口气全喝了，装着眼睛都不眨一下，结果当时就烧坏了脑子，脑袋瓜子没先前灵活了。有一次，他在山里的梯田上碰到一头野猪，这头野猪也大概脑子有问题，一般的野猪相当灵性，一有动静就跑的飞快，这猪呢像别人家养的一样，喝都喝不走。洋火生就开始打起了主意，在旁边折了根树杈，一路的一下一下地赶，想把野猪给赶回自己家猪栏里。但我们那的说法是野的东西要是进了你家，你把它宰了，那你家是要出大事的，他偏不信，就一路赶一路赶。这猪也真有意思，不但不跑开还一路的跟着过了河，走了村里的马路，又经过了别人家门口。村里人看他赶得猪像野猪，就问他这是谁家的，他很憨地说‌‌“野的‌‌”。后来在就快要进他猪栏的时候，村里人终于反应过来了，大家拿斧头、柴刀，才一起把这猪给乱刀砍死咯，不然的话，听人说可能这猪哪天在喂它的时候发起野来，连洋火生家谁的命都可能收回去。

但是也因为这股蛮劲牛劲，还有不服输的劲，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带着老婆两个人一块到福建去，在那里——他曾经去破过竹篾的地方，找一个深山老林，藏在那里，潜伏起来，打持久战，打消耗战，使劲地生，拼命地生，直到生到儿子为止。而这一躲便是漫长的八年，这八年他老婆没有回过一趟家，他的大女儿给了他干娘来财带，也没有生活费寄回来。他干娘来财，也就是我叫的来财姑，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她的家婆应高婆婆是个孤寡老人，她的男人也没有了父母。她的男人凡标姑爹是过继给应高婆婆的，但是她对她相当好，尽了儿媳妇应该尽的义务，而且也没有怨恨过。洋火生的女儿人很漂亮很聪明，从很小开始就知道帮来财姑分担家务了，家里就三个女人在家，祖孙三代相处的很好，这让洋火生一家对来财家感激不尽，也让他在外可以放心地生，使劲地生。

洋火生在福建的深山老林里面，整个就成了山老鼠，一年到头往山林里钻，他靠破竹篾，砍竹子，做明笋干，弄茅草，扎茅草扫把，装夹子夹野猪为生，和一伙我们这边过去破竹篾的老乡一起生活。山上没有电，据说一到晚上他就有煤油灯，或者是用莴苣梗浸了煤油，晒干了当火把，也不可能有电视收音机，手表都懒得用，整个连日期都忘了。我记得他以前回来的时候，听说在山上实在是憋不住了，于是忍痛花三十多块钱买了个小单放机，可以收音的那种，还买了二三十对五毛钱一颗的电池，还叫我们给了他一些不太听得还能用的旧磁带，平时太无聊了就听上一听，消遣一下。

他们平时吃的东西很少去买，他们住那里离山下还好远，而且下一次山就得花钱，所以一般不到迫不得已不下山。平时吃的东西，自己开了块小地，种些节气里的蔬菜，然后吃大竹笋，小竹笋，春笋冬笋，烟笋，明笋把他这辈子的笋都吃尽了，还常常在山上装各种夹子：老鼠夹、野鸡夹、野兔夹、野猪夹、山羊夹。走运的时候时不时有些小野味补充下，不走运的时候十天半个月没点动静，所以山上的生活极其的艰辛，基本上留不到什么钱。他在山上呆了八年，八年中女人只回过一趟家，男人一两年才回我们村一次。每次回来就感觉他老了很多，胡须拉碴，衣服破旧，像一个野人。虽然这么艰苦，但让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回来必定来我家，和爸爸聊上好久的天，把一肚子的苦水和我爸倒，常常问我爸自己该怎么办，还带上自己弄的笋干，一大包塞得我妈手上，他说很感谢爸爸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他以前喝醉了酒去打农药杀虫差点没命，还是都是我爸帮他救回来的，虽然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但是希望不要嫌弃，也是自己的一番心意。我爸呢，虽然是村干部，每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指标也不少，但还是建议他既然这样的苦都受了，那就干脆生来再完事。

于是，他始终硬憋着没回来。一晃八年，这八年洋火生在山上究竟生了几个小孩子，是否有的孩子生下来了没带到夭折了或者有的抱给别人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所以家里有了四个小孩，这些小孩身上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叫我哥哥叫个不停，特别有礼貌，看着都让人喜欢。村里人倒也奇怪，感情洋火生一家没在山上住傻，一窝孩子，嘿，还挺有教养的。

洋火生到了山上没人可以烦他，找他了，但是他的亲人们却并没有幸免，因为那时候当地计划生育实行‌‌“连坐‌‌”，一个人如果超生，他逃走了没抓到罚不了款，那么他的家人也无法逃掉责任。我记得洋火生走了后，乡政府还到过他兄弟家几次，猪牛都牵走了，他们家大门也给多劈了两次，如今也还只剩一半，十多年了，也懒得补回去。

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计生游击战已经结束，洋火生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村里，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当然，政策也似乎不知哪一年起悄然发生了变化。超生一个，每次要交一万多块钱就行，只要你交得起钱，只要你养的起。洋火生没有钱，交不了超生费，所以现在几个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没交钱入不到户口，那他的小孩就没书读了，他很担心，一天到晚在外累死累活，还难以维持家用，家里房子又烂了，必须得盖一栋新的。一切困难重重，对已经是46岁又无技能全靠苦力的他来说，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的挑战。

祥荫：收留弃婴家中被砸光

农村历来不乏重男轻女现象，当时很多人生了孩子发现是女儿，留着怕搞计划生育的找上门，而且可能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小孩了，根本养不起，送给别人又实在没什么人家愿意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惨剧——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被丢弃。

我还小的时候听大人说，在我们街上的桥头，经常天一亮就能看见有那些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女孩，用箩筐装着，箩筐里面垫着一些衣服和棉花，包的严严实实的，然后箩筐里面用小纸条写着‌‌“求求哪位好心人帮忙收留这个孩子吧，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抚养‌‌”，旁边放一包奶粉，好点的还会孩子身子下面压着百把块子钱，作为对孩子的最后补偿。上街的人有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一动恻隐之心，就会抱回家给儿子做童养媳，或者养大了嫁人，至少还能赚回点礼金。当然有些父母后来又不忍心重新抱了回去。最糟的是有些可能直接被冻死，甚至被人口贩子带走。而这里的主人公之一——我们村的祥荫，就是那个因一时不忍心，抱了小孩回家的人，但也是那个因此而遭难的人。

他当时70来岁，是个孤寡老人，没有老婆，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他弟弟过继给他的一个傻儿子，这儿子自己的生活境况都令人担忧，祥荫也就对此没有什么指望了。所以，祥荫平日里靠进点一毛两毛钱的干果，卖给小学生，还有弄点莽草扫把，补下烂伞过活，生活窘迫。

那天，他又担了几把莽草扫把到街上去卖，他一般卖扫把都是在桥头，那里人来人往。他坐了半天也没卖掉几把，这时，刚好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放着个小孩，用箩筐装着，挺可爱，睡得相当安稳。后来大家发现这是个被弃的女婴，于是一大伙人围了过去，有的可怜孩子，有的谴责父母，有的担心孩子不要感冒了生病了。但是，并没有谁把孩子抱回家，因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可是这个小女孩，却在大家的议论声中，被吵醒了，哇哇大哭。哭了很久，哭累了然后就睡着了，后来有点冷了，小孩子又冻醒，又开始哭。整个从上午到下午，小孩子就一直这样哭，哭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了，像小羊一样咩咩的越来越小声。祥荫在旁边一直看着她，东西也一直没卖掉，到了下午小女孩一直没人抱回家，他看着实在不忍心，于是下了下狠心，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决定把小孩子抱回家。

回到村里，我们问他这是谁的孩子，他说不知道，是桥头边捡的，村里人都说他傻，六七十岁了还坚捡这么一个负担，自己都养不活，都不怕累死，累死了小孩没人养还不照样造孽。尤其是他弟弟，特别反对，他说搞计划生育的来了，说你是帮别人寄养的还不罚款罚死你，到时你拿什么去抵。但是老人很固执，还是说小孩子那么可怜，看不下去，以后有吃的少不了她一口，只要没死，就要养下去。可是后来，乡政府的人还是知道了，找上门了。

来的那天我刚好在他住的那个老房子门口玩，一伙乡政府的大概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走到他家——其实就是一个室厅，比房间大点，比大厅小点，吃喝拉撒全在那。他们一来，就找来祥荫像审犯人一样，问他这孩子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帮别人逃计划生育带的。他说不是，他们不信，就说要罚款，不准帮别人逃。可他哪里有钱给他们啊，所以这伙人就进去搜，结果没一样值钱的东西。但是他们哪里肯罢休，于是一窝蜂拥进去，开始找里面的东西，把唯一值钱的开水壶给扔了出来，砸了，把那几双碗筷给扔了出来，也给砸了，还有火笼也给几脚就踩了。反正这房间的一切都给扫了一空，乱七八糟，稀巴烂的全扔在门口禾坪上了。老人没说什么，第二天就把孩子给送走了。

不知道这个小孩最终被送到哪里，她未来命运如何，一切成了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