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那时袁修广是县文化馆的干部，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非常熟悉农村生活，精心创作了一出地方小戏《牧鸭会》，主题是农村女青年不顾父母反对，冲出陈旧观念的束缚，与一个看鸭的青年自由恋爱、结婚。《牧鸭会》获得很大成功，激起袁更大的创作热情，接着又写了剧本《黄莺过岗》，故事取材于我县东山乡一带的范家岭，主题是反对浮夸风，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民生活。
1966年7月，袁修广被开除公职，其妻邹氏也被供销社清洗，双双遣回原籍新建乡曙辉村管制劳动。袁修广有两大罪状，一是他的《黄莺过岗》有一句台词，“吊锅子里煮月亮”，讽喻农民贫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二是他主编的《沱江文艺》，其作者有不少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袁也出身于地主家庭，于是造反派说刊物成了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的狗崽子窝。
1968年，《沱江文艺》被定性为反革命刊物，袁修广则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逮捕，判刑20年。袁修广夫妇育有5子女，最大的七八岁，最小不满一岁。丈夫入狱，妻子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就在袁修广被押往沅江监狱之际，其妻邹氏拦住囚车，眼泪汪汪地要丈夫在协议书上签字。虽然如此，袁妻仍被视为反革命家属，其子女也仍然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家6口，只有她一人劳动，无论如何无法坚持，最后只得把三女儿送给人。生活仍旧无比艰难，一天，邹氏来到注滋口的渡船上，待船到河心，她纵身跳下寻死，所幸当即被同船的人救了上来。
1979年1月，袁修广平反获释。11年后再回县文化馆，当年那个潇洒倜傥、朝气蓬勃的小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成天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呆子。馆长段松筠与袁是老同学，有一天，看到袁失魂落魄的样子，段亲切地叫一声“袁修广”，他竟马上起立，毕恭毕敬地回应一声“到！”然后低头，弓腰，立正，俩手垂膝，完全一副囚犯模样。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刘恒柏将自己创作的小说《蜜祭》送给袁修广看，说敬请袁老师指教。袁迟迟疑疑不知该不该接过来看，既看，又说不知政府同不同意发表。1979年下半年，文化馆派袁修广随刘恒柏、肖金城、刘建新到湖北秭归王昭君故里出差，其他三人在穿戴上都费了一番心思，袁修广穿的却是监狱里发给他的囚衣，只是上面没有字号。
袁修广先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1998年7月16日，袁先生久病不治而逝。时值炎夏，全县人民正在防汛抗洪，我听到噩耗，从抗洪大堤请假赶到文化馆。灵堂前，与袁老师同事多年的刘恒柏先生满怀深情地给袁老师作了一副挽联：“从戎习文，从教为文，名以文立，灾以文临，千锤百炼牧鸭会；著戏钟情，著文倾情，生以情重，死以情别，万缕千丝凤凰篇。”追悼会上，我代表所有学生和文学业余作者作了题为《长风，卷走一片落叶》的即席悼念发言。我噙着眼泪说：“不是落叶的时节，您却霍然凋零了，不是起风的季节，您却被一阵倏然而至的长风卷走了，您像一片落叶在昏暗的天空无奈无助无望地翻滚，翻滚，不知您将流落何方……漫漫黄泉路，何处觅驿馆？袁老师，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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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便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念名单，念一个名字，下面马上就揪出一个反革命，按成喷气式，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此举后来导致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张春桥当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徐，让他担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