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教育网
这两天，一篇标题被改换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演讲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篇演讲的原题似乎是“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演讲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学者、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
罗斯高先生通过呈现和对比一些数据和调查，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于教育。他的团队调查发现，中国农村大约只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高中，而高中教育完成率低的原因在于，农村的小学和0-3岁幼儿阶段教育出了问题，逾半数受调查农村幼儿呈现认知滞后。
这一演讲受到关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国农村孩子高中入学率低，只有36%多一点；二是农村孩子高中入学率低，问题出在农村孩子的幼儿阶段教育（学前教育有问题），从而提高高中入学率，要从学前教育抓起。
这两点，前一点是事实判断，因此，主要看有无准确无误的数据支撑。而后一点则是价值判断，即分析这一事实的性质是什么，根据事实分析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罗斯高先生这篇演讲，这两点都站不住脚。
一方面，他给出的中国农村孩子高中入学率只有36%（他在演讲中这么说：“但是你看贫困农村——接近三分之一，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包括职中、职高。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农村的问题。”），不知是何时何地的数据。另一方面，虽然农村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父母陪伴十分重要，但中国农村学生的高中入学率低于城市学生，主要原因不是学前教育“起点”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的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导致农村地区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不少农村家长和孩子认为，读高中回报率低，因此不愿意继续高中。
只有36%的农村孩子读到高中，是哪来的数据？
罗斯高先生在演讲中大部分引用的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9656445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876400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简单来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962人，比例为22.96%。罗斯高先生称“上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占24%——4个中国劳动力里面只有1个上过高中”，大致差不多。
但是，上述24%的比例，指的是劳动力人口中的高中及高中学历以上人口。考虑到中国过去教育不发达，因此，年龄越大者，文化层次高的比例也就越低，这一数据不能用来评价目前适龄学生中有多少人读过高中。要评价目前有多少农村孩子接受过高中教育或者大学教育，应该用当前的高中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举例来说，假如一个村庄总共有100人，20人读过或正在读高中，其中，15岁到18岁的适龄学生有19人，这19人都在读高中。那么，这个村庄的高中毛入学率（指某学年度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00%，但高中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只有20%。以劳动力人口为分子来计算的话，比例会更低。
根据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为4677.34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2.5%。也就是说，全国15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中，有82.5%的在读高中。就算城市学生100%读高中，农村孩子读高中的比例也不会低于60%，因为我国农村孩子数量远远高于城市。
也许有人会说，罗斯高先生说的是农村劳动人口（20~60岁）中完成高中学业的只有36%，而不是农村孩子有多少读高中，可是，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这些“孩子”，显然针对的不是农村30岁、40岁、50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孩子”。另外，或许罗斯高先生谈的不是所有中国农村地区，而是指贫困农村。那么，再来看看我国教育部门统计的数据。2012年，在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680个县中，高中毛入学率低于70%的有33个，有的甚至低于50%，还有83个县甚至没有高中学校。
如果以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5个省低于80%，其中西藏低于70%。从这些数据可见，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读高中比例比城市学生低，这是事实，特困县中，有个别贫困县的高中毛入学率还低于50%。但很显然，这和只有36%的农村孩子能读到高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毕竟，我国只有西藏高中毛入学率低于70%，贫困县高中毛入学率低于50%也属于个别情况。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5%，中西部地区达到90%。假如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高中毛入学率目前实际只有不到40%，要在短期内实现上述目标不是“放大卫星”吗？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只有36%的农村孩子能读到高中，这究竟是哪里来的数据？这首先肯定不是我国所有农村的数据；其次，也不是所有贫困地区农村的数据，最多可能只是少数（极端）贫困地区农村的数据。另外，罗斯高团队也把高中人口与高中毛入学率混为一谈了。而要分析贫困地区孩子上高中的情况，高中毛入学率——即当地每100个该读高中的学生中有多少确实在读高中——是最基本的概念。由于后续的研究建议都是基于之前的数据，因此，罗斯高团队应该公布准确的调查数据，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数据。
毕竟现在网上流传的文字，都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也是这篇演讲广受关注的最重要原因，假如标题内容换为中国少数贫困县（或贫困地区）有63%的农村孩子没读过高中，这篇演讲得到的关注度就会完全不同。
退一步说，如果这篇演讲的文字记录者记录错误，把少数贫困地区的数据当成了整个农村地区的数据，那么罗斯高本人应该尽快出来澄清，而不是任由错误数据传播。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高中，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我国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地区低，贫困地区更低，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部等四部门于今年3月发布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该攻坚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中西部贫困地区毛入学率显著提升；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要；经费投入机制更加健全，生均拨款制度全面建立；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该计划还明确了攻坚重点：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革命老区等教育基础薄弱、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高、职业教育招生比例持续下降、学校运转困难等突出问题。
我国普及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高中教育的难点，并非罗斯高团队研究指出的农村学前教育薄弱。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短板”，这一问题不可忽视，农村留守儿童缺失良好的家庭教育，确实会影响未来的成长，包括升学竞争。从一个人的成长看，学前教育是基础，把未来成长的原因归因于学前教育，总有一定的道理。但相关问题的提出，应该更有针对性。我国农村地区教育领域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在基础教育的升学导向指导之下，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即便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中职免费政策，但有一些学生仍放弃读中职，一方面认为读中职学不到技术，另一方面认为读中职没有前途。解决中职教育的质量与吸引力问题，才是我国目前农村教育所面对的当务之急。
普及高中教育，不只是普及普通高中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但我国老百姓，包括农村地区的家庭（学生），都愿意上普通高中（尤其是最好的普通高中），哪怕中职免费也不愿意上。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在长期的应试教育浸染下认为，读书要改变命运，而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当预计不能考上好大学时，很多家长就放弃让孩子继续读高中，进而在初中阶段就放纵孩子辍学。这就是我国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这严重冲击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当前普及高中教育的难点，甚至影响到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前不久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要做好控辍保学工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问题已经重新变得严重起来，也是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显然，离开这一现实，去谈重视学前教育，是难以教育家长重视的。罗斯高的研究也注意到，农村初中学生选择未来读什么高中与学习成绩有关系（同时进一步影响学习），进而建议重视孩子学前教育，希望母亲放弃工作陪伴孩子成长，以此来解决高中普及率问题。这一研究结论只考虑了学生学习成绩因素，没有考虑学生家长的升学选择、对读书的价值判断的因素。真正的问题是，必须让家长明白读书的价值，才能让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如果有的家长就是认为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或者上五六年学之后就应该去打工，谁会认真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
必须意识到，依靠提高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来解决农村孩子的出路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就是提高了农村孩子的成绩，从个体角度有积极意义，但从整体看，最终这一批同龄学生中，初中毕业能进普通高中的只有一半多（我国确定的中职规模是和普高相当），高中毕业后能考进名校的也是少数（所谓“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超过10%，否则就谈不上名校了），按照读书改变命运的逻辑，还是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认为读书无用。也就是说，个别学生成绩更高一些，并不会改变学生整体的选择。
这其中，中考不再分普高和职高，实现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融合（即取消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划分，建设综合高中）是一条提高高中吸引力的思路。但是，按照升学评价体系，那些成绩一般（不是自己成绩差，而是相对于别人较差）的学生还是会认为升好大学无望，而不愿意继续读“很普通”的高中。
发展我国农村教育，应该转变升学教育模式。升学教育模式不但影响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因地方政府会围绕升学目标而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从而影响教育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也因无法展现教育政绩而被地方政府漠视）；还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也会以升学为目标来规划子女的学业发展。
这要求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同时取消教育和人才评价领域的歧视性政策，促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消除学校的等级身份，破除人才评价中的唯学历论，切实转变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转变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关注学生的生活、生存教育，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农村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的根本问题。
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霍宇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