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荷兰在线
（荷兰在线）中国人爱谈“未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未来”，家族的“未来”。儿童被中国的作家比喻为“祖国的花朵”，被毛泽东形容为“八九点钟的太阳”，被政治家提升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次年中国成为193个缔约国之一，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对维护儿童权利的决心。
《儿童权利公约》中就明确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父母有责任为孩子的人格发展提供适当的照顾”、“父母应对孩子心理和身体健康发育承担责任并保障其安全”、“父母必须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而政府的责任，除了监督执行外，还要为确保儿童权利得以落实提供必要的支持。
显然，从政府到民间，从公约到意识形态，中国就算不能说是儿童的天堂，但起码应该是未成年人的乐园。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下中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留守儿童和未成年寄宿学生。这些天，一档关注中国儿童留守与寄宿现象的荷兰新闻节目播出后，一位犹太人朋友曾跑来问我：中国不是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吗？为啥还会把孩子扔下不管？为什么中国孩子上学要翻山越岭？为什么那么小的年龄住校而不回家？
显然，这位犹太友人把中国人的重视教育与犹太人的重视教育当作一回事了。要理解朋友的问题，需要先了解一下普通荷兰人是如何看待“寄宿学校”的。
荷兰历史上是否有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什么样的孩子去寄宿学校？带着这几个问题，在一个聚会上，笔者在一次聚会时，向在座的人请教他们几个人对寄宿学校的看法。结果，15个人当中没有人上过寄宿学校，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笔者的先生说，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自己不会把孩子送到任何寄宿学校。看来，从身边的人那里找不到想要的答案，自己就只好翻阅历史资料了。
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神父的寄宿学校》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荷兰寄宿学校的出现与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当时，荷兰天主教学校甚少，天主教家庭的子女多去公共学校读书。荷兰的天主教会认为信徒的子女当然应该到“自家”的学校读书。于是，1831年第一所招收普通学生的天主教寄宿学校（中学阶段）成立了。20世纪50年代，几十所天主教寄宿学校接纳了几万名男生。进入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孩子大致有三类：贫困家庭的儿子接受牧师教育、培养中产阶级和上流家庭子女、为天主教精英领袖做人才准备。60年代，寄宿学校被普通全日制学校所取代，1982年最后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关门。
寄宿制学校退出荷兰基础教育，与70年代兴起的“人本亲子育儿”理念不无巧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儿童发展心理学实验不断证实儿童早期与父母的亲密接触，对孩子安全感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相反，冷漠的儿童往往早年有过精神创伤。美国儿童医生西尔斯博士的亲密育儿观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育儿理念。他的八条育儿理念的核心是：父母之爱和父母孩子间和谐关系对孩子精神和身体健康起到积极作用。现代脑科学的研究结果，不断肯定了父母与孩子的亲密接触与良性沟通，对大脑的发育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同理心的积极刺激（“同理心”意为换位思考、神入、共情，一种人际沟通交流方式）。
显然，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对中国的大规模留守与寄宿教育的疑问或不解与这种人本育儿价值观有关。荷兰人的家庭意识远远重于家族观念。家庭成员只包括父母与子女。子女一旦成家，与原始家庭的关系就变得松散，自己的家庭的重要性则居首位。在受几千年农耕社会的集体家族意识影响的中国人眼里，家庭只是依附于家族的一个单位。失去了家族庇护的家庭在农耕社会将面临生存困难。于是，家族利益高于家庭利益。同样，家族对家庭的困难有扶持的责任。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庭意识主导的荷兰社会，夫妇必须共同完成育儿。原始家庭不介入子女家庭的教育，因此也谈不上对第三代的养育责任。父母把孩子留守给原始家庭，不但从文化行不通，更是违反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条款。
在家族观念主导的中国社会，“儿童留守”自古有之。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家庭分工。留在家里的女人与大家族一起共同抚养子女，留守的伤害更多体现在女人身上，而不是儿童。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中出现了夫妇共同离家外出打拼的现象。孩子成了留守者，同时失去了父与母。而且，一个家族中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相当普遍，出现了一对老人要照管几个家庭的孩子，自然力不从心。或许通过下面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留守现象的一些特点。
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5月9日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考》显示（依据2010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总数已超9600，其中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占农村留守的38.37%，与2005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数量相比，增幅47.73%。近一半的留守儿童父母都不在身边，单独居住（无人照管）的留守儿童占3.37%，高达205.7万。
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六个劳务输出省（直辖市）的12个县的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情况作了调研。结果显示，51.7%的留守儿童父母都不在身边，近半数的父或母在孩子六岁前就离家。46.5%的留守儿童留守超过两年，三分之一的超过五年。80%以上的留守儿童有孤独感。这份报告发现了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九个突出问题，涉及了身体健康问题、学习兴趣问题、意外伤害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生活习惯问题、生活满意度问题等等。根据歌路营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住校生中60%是留守儿童。76%的留守寄宿学生表示不想住校。失去了父母，不得不进入寄宿学校，这对留守儿童是否是双重打击？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寄宿学生的有关数据。根据歌路营2015年3月份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共有3276万寄宿制学生，这意味着每10个学生中就有2.2人住校。45%的小学有低龄住校生。寄宿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6-10厘米。63.8%的孩子觉得自己很孤单……
教育研究者尹建莉经常接到基层教师的求助要求，而这些求助涉及的学生十有八九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寄宿学校。有的老师甚至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总结了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突出问题：低龄寄宿影响儿童身心健康、住宿条件差、营养健康状况差、学业成就受负面影响、缺乏家庭情感呵护和出现心理情感问题。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寄宿制学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父母离家外出，孩子留守。更有甚者，不少有条件的城市家庭也主动选择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显然，这些父母认为学校的教育可以替代甚至胜过自己对孩子的影响。父母这种“育儿惰情”或“育儿不自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育儿科学常识的缺失。
留守与寄宿的背后是一种“养而不育”的家庭观。在家族社会向家庭社会转移的过程中，父母成为育儿的主角，责无旁贷。育儿先育己，已成为一件迫切的自我启蒙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