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八年磨一剑，还未磨成。
2013年2月3号，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再提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胡温”一代领导集体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后宣言，该宣言将统贯2011年至2016年的整个“十二五”期间。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到社会保障均有涉及，如此大而全的文件，很难（实际中也没有）对细节作出详尽的规划，只能阐述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主要手段。
一些改革措施阻力小，比较容易实行，如“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有一些措施已经在实行的过程中，如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
另一些呐喊已久的议题则难以推行，根本原因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难以分清。改革国企收入分配制度便是难点之一。
文件第6条提出，“要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文件强调，要“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
国企收入分配失衡是体制失衡的必然结果，在国际上国企定价、薪酬都是重大难题。国企高级干部的任命，几乎都由上级组织部门决定。因为国企与执政者血脉相连，央企的掌门人转任地方长官之事，并不少见。
实行薪酬延期支付、追索扣回虽然是个好制度，但鉴于国企力量强大，这一制度很可能难以实施。如中钢集团原总裁黄天文投资失误陷入40亿债务泥潭，最终仅被免职了事。上级组织部门任免国企高管的制度，与绩效管理、薪酬延期支付，市场化管理手段等无异于左右手互搏，实行起来极为困难。
文件还提出，“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通过薪酬委员会抑制高管收入的想法知易行难，中国国企各委员会大多形同花瓶，没有动机与高管过不去。至于高管薪酬增速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速，更不可能，如果国企高管把薪酬降低，而大幅增加隐形支出，并把隐形支出全都算到公司的成本上，又能拿他们怎么办？
文件第10条规定，“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此为顺应民意之举，但庞大央企的成本核算是天大难题，加之这两年央企利润下降，还需要伸手要补贴，或者吆喝涨价。提高国资收益上交比例的苦差事，最终很可能由消费者来承担。
不仅国企收入改革，就连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由于牵涉到巨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也是举步维艰。事业单位一旦进入企业序列，员工的退休金等大幅下降，不要说领导不乐意，员工也不会支持。除非改革从既得利益者治者开始，敢动真格，才能有寸进之功。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难以分清，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难点。
文件第5条说，“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提高最低收入水准，成本由企业支付，企业却不愿意在赢利预期不明确、员工素质没有上升的情况下提高工资，何况目前的员工保险等福利，已经占据企业很大成本。
政府是否应该规定最低工资，连学术界也争执不下，市场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出手规定最低工资，市场失灵派认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同样的情况在上市公司分红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文件第9条规定，“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不规定分红比例，上市公司往往成为圈钱的海绵，分红时的铁公鸡，规定分红比例，有一些市场人士会振臂疾呼，这样的做法太不市场、太可笑。
除了上述两个难点之外，《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还有一些原本良好的设想，但在低效的现实下，却会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如第4条“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
这一举措对于中国这个制造大国，可谓十分必要。但中国对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一直被地方强势者垄断未能跟随市场脚步，因而成效不彰。政府不妨让市场企业与农民工自行开办技能学校，并让农民工用教育券选择学校，才能提高效率。
从上到下，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收入是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关系到中国能否建立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极富或极穷的两极很小，但中间阶层很庞大），能否建立投资与消费均衡的可持续的社会。
收入分配改革是持久的阵痛，很可能对现有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通过共享发展红利凝聚改革共识，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约束央企、权贵企业无限制扩张，推动薪酬机制市场化透明化，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最终扬眉出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