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转自博讯网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而在一系列改革之中，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司法改革等等，都有很多风险和争议，唯独生育政策改革风险最小，影响最大，也最为迫切。理由如下：
一、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重要但又最滞后。我国从1971年开始提出和号召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到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至今已20多年了。除我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的。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制度如何先进，如果在人类生殖繁衍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目前的生育率不到1.3，位于世界最低之列，这完全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面临难以逆转的极低生育率和人口坍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人口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正步入转型期，经济新常态迫切要求我国进一步改革生育政策。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今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过亿老龄人口的国家。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1.77亿，占13.3%，比2000年提高2.2个百分点，约占世界的1/5。2015年开始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7%，2.5亿人之多。也就是说，随着多年来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外，人口严重老龄化还将加大社会抚养负担，恶化财政状况，并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业活力。社保基金将会出现入不敷出，市民的收入将会减少，最终导致社保基金如上海那样的负增长（每年需要政府财政特别的投入来支付养老金）。上海自1993年以来，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并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上海户籍人口的50%）。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的 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为了应对老龄化，上海早就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孩，并取消了须隔4年才能生育第二孩的规定，以期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并应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状况。但仍挡不住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到2008年，上海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户籍人口的21.6%，而今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日本、瑞典等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2014年7月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2.057亿，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0%-25%，但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才有493.7万床位，仅能满足2.4%的老人的需求。
三、劳动力短缺问题。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3。而到了2009年，比例已经不足1/5，202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而在20-40岁之间，中国人口更是减少1亿-3亿，人口红利竭尽已成为人口学界的共识。根据学者计算，2013年我国人口红利就由正转负。这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物价上涨、生产利润下降、经济发展减缓、社会生活水平降低等社会发展的负面现象将陆续出现。
四、性别比严重扭曲。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1年为109（正常范围103—107)；2000年提高到117，到2008年则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间超出正常范围，势必对今后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稳定、不和谐，哪有社会的稳定、和谐？
五、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中国人口再次爆炸增长。因为，生育率只有在高于世代更替水平2.1时，才可能出现人口膨胀的压力，反之则将出现人口的减少。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在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尽管卫计委坚称生育率依然有1.5至1.6，但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也意味着每一代人（25至30年）出生人口将减少27%。而1.2的生育率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萎缩45%。中国现在每年出生大约1600万人，但在未来1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23-28岁女性的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即使生育率能显著上升，年出生人口也极可能在一二十年内降至1000万以下。而到那时中国每年死亡人数在2000万人以上，这意味着到时中国每年将减少1000万人口，并且将长期衰减下去。再比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开单独二孩，全国各地的单独二孩政策陆续实施，国家卫计委王国强副主任在2014年4月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将新增人口约200万。但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才总共批准80多万对单独夫妇的再生育申请，实际出生人数最多不到80万。可想，从单独二孩申请情况来看，全国生育整体趋势依然是逐渐下降的。即使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只达到2.0，也还是低于更替水平。何况，并不是所有夫妇都愿意生二孩和能够生二孩（如患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这类人占育龄人口的12.5％）。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每年的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某些人却仍然用“黄祸”来指责中国的人口发展，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盲目无知。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生育政策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形成以下共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生育率长期走低和老龄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必须应时而动，做出迅速及符合实际的调整；生育政策调整宜早不宜迟，越迟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引起此前担忧的巨大出生堆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将会大大低于此前预期。人力资源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明日的繁荣与衰落，从这点来说人口比制度更重要。除非人口政策强势逆转，中国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将不可避免。作为解决当前老龄化危机的应对措施——退休年龄放宽——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面临老龄化危机的国家，还实行严苛的限制生育政策的，这是自杀行为。所以，作为根本解决之道，人口政策必须放开，刻不容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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