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福平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中央纪委日前宣布，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职。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内腐败问题已呈现集团化趋势，在缺乏公众共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制度前提下，腐败问题难以得到遏制。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16日发布消息说，经中共中央日前批准，中纪委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苏荣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个人擅自改变组织决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苏荣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滥用职权等问题涉嫌犯罪。
有海外媒体稍早报道称，苏荣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集团的成员，因涉嫌违纪于2014年6月被免职接受调查，之后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时隔8个月，才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关于苏荣按的背景，中国官方《法制日报》日前报道，江西省新干县原副县长、南昌百勤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建军因在2013年发生资金链断裂，向苏荣的儿子苏铁志、外甥曹正光等人行贿4000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央巡视组掌握苏荣问题的重要线索。
南昌市中级法院在去年5月22日以金融和贷款诈骗罪判处刘建军处无期徒刑。同年6月14日，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拉开了江西官场地震的序幕。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目前集中在党内和军方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显示由高层曝光的腐败个案背后，往往涉及整个官僚系统的“塌方式”腐败。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就此认为，中共党内集团式腐败的趋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出现，数十年来，这一状况被制度性腐败所取代：
“最近由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败一抓就是一窝。其实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官场就已由个人腐败发展到了集团腐败。九十年代后期，更由集团式腐败发展到了制度性和社会性腐败。现在要反腐已经不是官场上的地震，而是要进行移风易俗式的大规模变革。”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指出，中国大陆的人大、政协本应是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行使代表公民意见、监督政府职能的机构。但连续曝光的中国官场严重腐败案件显示，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党政领域的各个角落：
“今天有苏荣整个江西省腐败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在四川，周永康、李春城下整个班子的溃败问题；山西省，整个令计划家族导致领导班子溃败；以及辽宁、贵州、新疆的各种问题。中国目前各个省份的腐败问题其实形成了权力网络，买官卖官、官黑勾结、官商勾结。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就是在牺牲每个个人的基础上，维护整个的专制体系。”
中纪委当天虽未公布苏荣的具体涉罪细节，但强调苏荣对江西省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说，苏荣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大肆卖官鬻爵；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夏明教授指出，中国政治体系中，党政权力不受监督是目前中国官僚阶层腐败严重的根本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虽有的腐败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建立一个最根本的理念：负责任的政府。做得对可以得到老百姓的奖赏，选举中得票就会高；做的坏，老百姓就会把他拉下来。这就是一个政府的根本政治责任。中国目前的反腐没有触及和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所有官员暴露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官有、官治、官享的政府。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没法解决政治责任的问题，就不可能建立公共的伦理道德。没有建立公共伦理道德的话，所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今天腐、过去腐、今后还会继续腐败下去。”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则认为，习近平目前着重罢免集团性腐败官员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重整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内的政治权力格局：
“最近为什么（中共）才开始抓集团性腐败？去年四中全会通过的‘依法治国’中，还引入了连坐制：一个官员腐败，推荐人及相关者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集团性惩治的主要目的还是通过查处一个窝，能够腾出一批职位。在中共十八大前就有很多分析，十八大从常委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的部署都是过渡性的。因为大量职位会在十九大，因为年龄原因等等会腾出来。也就是说，都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组织人事布局。如果习近平想在十九大有所作为、拿到多数的话，他就要对这个权力机构进行大规模洗牌。”
王军涛认为，中共当前无论从依赖中纪委这一法外机构的反腐方式，还是对红色太子党利益集团的回避都显示其反腐败运动具有选择性。在缺乏开放媒体监督、允许司法系统独立办案的机制下，中共制度性的腐败问题仍难以得到根本遏制。
记者：何平 / 责编：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