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当天，大队革委会张主任就指示我说:“江知青，你出生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代表大队革委会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原来，经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把我安排在三队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此前院子里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两家。李秀柏是贫农，李元彬是地主。大队革委会本意是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阶级立场不坚定，常常搞阶级调和，致使管制不力。我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选。我那时20来岁，思想激进，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向张主任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把李元彬这个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李元彬是个50来岁的半拉老头，背微驼，患有间歇性哮喘。住下的当天，我就把他找来训话，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他站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地点头。我足足训了半个小时才命令他滚蛋。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过身，喘着粗气，吃力地走下我门前的台阶，蹒跚地往对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怎么闪过一丝怜悯，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对敌人的仁慈是对人民的残忍，只有对敌人恨得透，才能对人民爱得深。
当晚我设计了一套对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10遍，给我把水缸挑满水后再出工；下午收工后把村小操场打扫一遍，再向毛主席画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恶；每个月写一份书面悔过书，交我审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张主任的赞许。
时间长了，我逐渐从社员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况。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县中学教书。土改前几个月，他父亲病死了，他辞职回来料理家业。评成分，因继承了父亲的田产，被划为地主。他为此多次申诉过，说按照解放前3年实际从事的职业，他的成分应是教师而不是地主。但上级没有受理他的申诉。
文革期间，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诉的事实，说他想翻天，经常开批斗会斗争他。他不服,可又没有办法。他的哮喘病就是这么落下的。他有个女儿，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嫁出去后就极少回来。他两口子的身体都不好，挣的工分很少，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回来，欠了生产队的债，日子过得很苦。李秀柏因为同情他，偶尔悄悄送他点粮食、蔬菜之类的，大队知道后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资格。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我决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训，丝毫不同情李元彬，严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严、管死，管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来。有一天收工后，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场没有打扫。我冲进他的屋子，掀开被子，把他拉起来，强迫他把操场扫完。还有一天早上，下着雨，他向毛主席画像请过罪后，站在我门前说:“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说:“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给我挑水，结果淋得像只落汤鸡，导致哮喘病发作大病一场。我却认为这是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这些行为常常受到张主任的表扬。下乡半年后，我被评为公社的模范知青，还在区里召开的模范知青代表大会上介绍对地主分子实行专政的经验。
这年9月,县革委派出工作小组检查各公社开展“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的情况。公社要求各大队突击办一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壁报。张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向张主任表态说:“我将办出全公社最好的壁报。”文革时我就是我们学校《闪电》报的主编，办一期壁报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两天时间我就把壁报办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队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协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锣打鼓地迎接县革委检查小组的莅临。不多久，县革委检查小组的大员们在公社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神气十足地来了。张主任满脸堆笑，把他们迎到了大队办公室，向他们汇报大队抓毛泽东思想宣传做的大量工作，然后又把他们引到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宣传栏前检查壁报。张主任一手拿个小本本，一手握笔，一脸媚笑地对检查小组王组长说:“请王组长对我们的壁报做指示。”
检查小组王组长穿一身旧军装，仰头看着壁报，背着手踱来踱去走了十来分钟，转过身慢吞吞地对张主任说:“你们的壁报内容倒是不错，只是字迹不一致，像是拼凑成的。”我闻言一惊，壁报的策划、编写都是我一手包办，怎么会字迹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壁报右上角那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席语录，的确不是我的笔迹。李元彬每月要交给我一份书面检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语录出自他的手！刹那间，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顶，这是地主分子在捣乱!可是我没敢说出来，因为这对我们大队不利。
张主任满脸媚笑地对王组长说:“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们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张主任是真的发现字迹不一致，还是在敷衍王组长。王组长还指手画脚地对壁报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去收拾那个捣乱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队办了两桌丰盛的酒菜招待检查小组的成员。我作为壁报的编撰者，也有幸能陪领导们共进午餐。可我对桌上的佳肴美酒丝毫没有兴趣，匆匆扒了两碗干饭，便找个借口溜了出来。
我一溜烟跑回李家院子，一脚踹开李元彬的木门。李元彬正在桌边和老婆喝菜稀饭。我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骂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烦了么？”他站起身来，忙不迭声地说：“江知青，小声点，小声点。我晓得你要来找我的，我让你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飞快地跑进内室，拿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来。一时间，我弄不清这是什么意思，但气冲牛斗的气焰顿失，抓着他衣领的手也下意识地松开了。
他接过老婆手中的字纸，展开后对我说:“你看。”那皱巴巴的纸上写的正是从壁报上撕下来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可我不明白这一切。他见我满脸疑惑，又低声说:“你仔细读一遍。”我仔细一读，顿时惊得脑袋嗡地一声。原来，我把那段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天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凭这一点，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刑！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张纸扔进了灶膛，平静地说:“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着觉，天蒙蒙亮就出来走一走。路过壁报时，偶尔发现了这个。告诉你又来不及了，又怕张扬出去，才这么办的……”
“李叔，你帮了我大忙。”下意识中，我竟一改平时“狗地主”的称谓，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我问他:“李叔，我平常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他喘了几口气，咳了几声，微笑着说:“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时疏忽才把那几个字写错的。如果让大队或公社干部发现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听了他的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地主分子居然还这么“心地善良”？然而这就是眼前的事实呀!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见我尴尬万分，李元彬端起稀饭碗，依旧平静地说:“江知青，公社和县里的干部还没有走，你赶快离开我这儿，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他的小屋的。
此后，虽然我依然履行着“管制”李元彬的职责，但力度却大打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为由，取消了他早上为我挑水的资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后打扫村小操场的苦差。再后来，竟像李秀柏那样和他搞起“阶级调和”来，比如在他哮喘发作时帮他挑水、推磨，把重庆家里面寄来的怪味胡豆给他品尝，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他一起在灯下研究书法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较偏僻，李秀柏也从不“装怪”，这些事从未被“外人”发现。
就这样，我一面敷衍大队张主任，一面与李元彬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1971年3月我调出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