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土改前，经济上相对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农村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说，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当地农民中的威望，使之名誉扫地，为乡民所不齿，从而打破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
斗地主要先动员。要让农民普遍起来斗争作为乡村权威的地主，必须从思想上说服他们，打破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报复和良心、命运等观念。为此，新政权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农民，人是有阶级的，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剥削阶级，他们是靠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发达起来的；没田没地，生活贫苦的人是被剥削阶级，他们是因为被人剥削才生活困苦的。地主是剥削阶级，为富不仁，游手好闲，穷凶极恶，不仅剥夺了本该属于贫苦农民的田地，占有了雇农的大部分劳动果实，而且霸占了贫苦农民的妻女。贫苦农民只有在新政权的支持与帮助下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才能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
阶级和翻身的话语看似简单而有逻辑性，但离农民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等）太远，和农民所信奉的社会伦理（有借有还、人各有命、做事凭良心、租地交租天经地义等）大不相同，更何况农民和地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邻里关系、宗亲关系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谨慎、勤劳实在，是公认的本分人或于己有大恩大德的人。因而要让农民把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现象都用阶级、翻身这一条线贯穿起来并不容易。
为了使这套话语尽快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民所接受，土改工作队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
理论讲解就是通过大会小会向农民讲阶级剥削及翻身的道理。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1950年10月至次年2月曾先后在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以土改工作队成员的身份参加土改。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向农民讲阶级理论：10月31日，“下午开贫雇农（即无地少地）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11月12日，“饭后急回集，召开村干代表会，讲阶级，未竟”。11月15日，“开二次代表会（农会会员会）。上午XXX致开幕词，XXX讲阶级”。11月16日，“晚召开贫雇中农会，讲阶级”。12月20日，“至张冉XXX寓所开贫雇农中农会，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农会作用”。
可以看出，讲阶级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反复说明的艰难过程。具体怎么讲呢？通俗地说，就是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点一点地归于阶级剥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释。比如在青年会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释为阶级剥削，穷人娶不起媳妇或看财礼嫁女儿是因为贫困，贫困的根源是地主无情地夺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劳动果实。在老年会上，把老人没钱看病、遭儿女嫌弃等日常问题和阶级紧紧挂钩，称这些都源于穷，源于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其他阶层的会议上亦如此。曾在四川泸州进行过土改工作的吴茂荪1951年12月2日在北京介绍土改经验时就强调：“妇女会上应将一切妇女痛苦归之于地主，家庭不和亦然。”
理论讲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队成员实施。它面向一定群体的听众，有相当的影响面，所讲的问题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为每个个体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千差万别。针对个体进行串联，弥补了理论讲解不易深入具体的缺憾。串联有时是工作队员入户发动农民，有时由工作队培养的根子联络进行。所谓“根子”，是土改工作队下村后，经过了解情况，寻找到的苦情大、有热情、善于团结人、可以为工作队所依靠的典型群众。由于根子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对每户的具体情况及每个人的性格都有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们和农民面对面地交谈，逐个地启发动员，既能从每个动员对象的具体问题出发，以农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农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阶级问题，又可以用阶级观点把其它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联系起来，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联有时是在根子和动员对象之间一对一地进行，有时是根子带着几个已经串联好的人一起去和动员对象交谈。串联的内容一般是从农民的穷苦谈起，千方百计地把穷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剥削与罪恶，自然地激发起动员对象对地主的仇恨。这样的串联对思想单纯、思维方式简单的农民一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请看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2月土改串联的一幕。2月7日晚，一批串联来的人一起在邓荣禄家串联穷苦农民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他捏死。
但有时，串联也不是费一番唇舌就能见效的。同样是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土改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邓旺家碰到邓荣福。我们围着火，同他谈了很久的家常。在这次谈话中才知道，他他曾受过下回（屯子名）地主邬枫先长期的剥削，他曾先后当过邬家七年的长工。我们帮着他算了剥削账，可是这个单身汉的感触却并不大。”另一件是：“天福家穷，根子从现实的苦况出发去串联天福老婆。……问她衣服为甚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甚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都不敢去串她。”
遇到邓荣福和天福老婆这样的主儿，就需要多次串联，或用诉苦的方式来启发。诉苦就是由培养好的苦根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饱蘸感情、声情并茂地诉说地主剥削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巨大苦难，然后由土改干部或其它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当众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标引向具体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但要算剥削，还要查政治压迫，不但要追穷根，还要追后台，由地主阶级到帝国主义，由反革命分子到蒋介石到杜鲁门。”诉苦是一种煽情，它不仅可以使听众由他人之苦联想到自身之苦，而且会使参与者的苦难感成倍地膨胀。经追查穷苦根源，浓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阶级。
诉苦一般经过如下主要环节：寻找可能的苦主（或称苦根）→启发引苦→小会诉苦→帮助总结小会诉苦的经验教训，指点一定的诉苦技巧，培养成熟的苦主→大会诉苦→干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阶级压迫。要使诉苦产生预期的效果，寻找人品好、生活苦、会诉苦的苦根很关键。找到合适的苦根后，土改干部对他们进行启发，引出他们的苦情，并帮助他们根据土改斗争的需要对苦情的内容加以取舍，然后给予苦根在小会上诉苦的实践，并帮助苦主分析总结小会上诉苦活动的经验教训，指导一定的诉苦技巧，经过几次小会诉苦的实践锻炼后，逐渐使之成为成熟的苦根，并选择其中的突出者到大会上去诉苦，煽起更多群众的苦情；土改干部在苦根的诉苦刚刚结束，群情激愤之时，趁热打铁，及时地运用阶级观点对苦根的苦情进行分析，并明确地把受苦根的根源指向地主阶级，把群众愤恨的焦点引向地主阶级。
陕西南郑县十八里铺区在总结土改诉苦经验时所说：“诉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启发运动，打破顾虑，深入进行讲苦、引苦、连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够意想到自己痛苦，而激发出激烈的诉苦要求。这时即应开始典型诉苦，以苦引苦。在诉苦过程中，领导善于根据情况随时启发诱导、深入连苦的教育，使台上与台下领导群众的情感完全融合起来，苦苦相连连成一片。在几个典型的引苦下，为了普遍诉苦，应速转向小组诉苦，小组诉苦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照顾到面的发展），发现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即可正式转入大会诉苦，诉苦也必须要和追穷根结合起来。”
在诉苦活动中，无论苦主还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农民所熟悉的，所以对农民的触动较大，煽情、发动的效果也相当明显。很多农民在听诉苦时都被深深打动，形成了一定的阶级认识。
这里是广西柳州柳城县1952年土改中几个屯的根子们小会诉苦的一个场景：“根子们围着一堆柴火团团地坐着。主席杨坤林（南村人）说了几句话后，大家渐渐地诉起苦来了，其中四个女的诉得最成功。当关妹说到她被卖到六休不忍离开自己的爹娘及被卖后生活如何困苦的时候，她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坐在她旁边的三个妇女也跟着她哭了起来。山脚的桂英对她的苦情还没有诉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父亲及逃难时被鬼子冲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妈，以及她被地主剥削的苦况时，便放声号啕痛哭起来。有几个男的贫雇农也跟着落下泪来。”
这次诉苦会连在座的土改干部都被打动了：“这个会不仅教育了农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从诉苦中受了一次阶级教育的洗礼。”大多数土改干部所宣讲的阶级观点多来自书本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自身并没有多少切身的阶级仇恨和感性的阶级意识。他们用阶级观点组织农民诉苦，反倒给他们自己所接受的阶级理论增添了鲜活内容，强化了他们的阶级认识，并更坚定地以之教育农民。土改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这种互动，催化了阶级意识在农村的成长。
通过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加上在地方戏、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到处布置“贫雇中农团结紧，消灭地主阶级做主人”之类的口号，几种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起来斗争地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为了彻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风，斗地主一般有两个主要环节：其一是开斗争会，其二是没收地主财产。
开斗争会是打垮地主威风的重要手段，新区土改中各地几乎对每个地主都开过斗争会。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乡为单位的。为了把斗争会开得轰轰烈烈，这类会议一般都与诉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养好的苦根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激起与会者的愤怒情绪，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下由地主交待认罪。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不仅要看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众的斗争下表现得服服帖帖。
广西柳州柳城县山脚乡1952年2月24日晚上斗争地主杨福相的场面：“斗争一开始，他（杨福相）就自己承认他的罪恶，痛骂了一顿自己，并且大哭着，自己跪了下去，请求群众宽大他，给他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这么一来，群众都软了，泰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边，荣福（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牵了起来，有的人更表现出怜悯他的样子，把头都掉了开去。当然也就没有人肯面对面地斗下去了。”
26日中午斗争地主杨富相的场面：“斗争大会开始，当杨富相拉到会场来的时候，群众一齐盯着他，忽然静下来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杨火贵。火贵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不去，他就威胁各村的农民说：‘不去，我把你们全村的人杀绝！’当火贵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愤吼起来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跳上去控诉的，有杨安泰、杨定坤、龙伯妈、杨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来斗争他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斗争表现得很激烈！可这家伙却甚么都不承认，……总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赖甚么。”
这两次斗争会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对杨福相的斗争会缺乏激烈的群众斗争，对杨富相的斗争会缺乏地主的认罪。如果对哪个地主的斗争会不成功，土改干部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多数土改干部或鼓励，或听之任之，或身体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斗争会上，经过诉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愤，难免冲上去对地主又打又骂，甚至泄私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土改干部认为只说理不足以彻底打掉地主的威风，体罚地主不仅能长群众的士气，而且能较快地使地主变得服服帖帖。
陕西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来，动员群众去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梁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即使经过了土改初期的阶级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区群众都完全接受了阶级观点，在斗争会上对地主充满仇恨。或者说，阶级观点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消解群众原有的价值观念。谭其骧所记安徽五河县乔集村1951年11月20日斗地主张学申时，“群众皆发笑”，因为群众知道张学申不过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1952年3月16日柳城县六休屯的几个农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杨成的会上打瞌睡、吃红薯、发笑、叽叽喳喳等；就连在斗争被土改干部认为是最“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杨朝达时，也有群众在发笑，还有叫“朝达哥”的。陕西南郑县土改斗地主时，发言的主要限于积极分子，大多数群众不是理直气壮，说话时藏在人后边把头低下去说。
开斗争会是要从精神上打垮地主，没收财产是从经济上打倒地主。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财产指的是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它财产不予没收。事实上，各地不仅没收了土地法许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财上。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甚至连地主家属的财产也没收了，好像旧时犯法人家被抄家一样，家里任何东西，工作队都可随意搬走。许多地主家里被搬空。
这里是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生动场景：“没收地主杨朝达家财产的工作今天开始。中午六休农民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荡荡地一齐向杨家进发了。六休农协代表主任邓旺把杨叫了过来，要他首先交出红契。……红契点交完毕，群众要杨自报他家的财产。自报不实，大家就起来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财产交出来。没收委员会的人却一涌而进，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锅盏、犁耙锄头、碗瓶缸罐，一切大小杂物通通都搬出来了。杨的老婆被捆绑着。……他女和两个孙女便把群众带到左边的楼上去，大家一搜，便发现了夹墙，从夹墙里搜出了一堆烟叶，再一搜便从一处楼角边的小夹壁内搜出一大堆左轮和卡宾枪的子弹来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弹，怒火都燃烧起来了。……这老家伙看见自己的秘密被发觉了，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只好承认他知道杨澄（杨朝达的儿子）还有枪支和子弹埋在白洋岭，他愿意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来！……入晚，当白洋岭又挖出五六百发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扬扬地闹开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杨朝达和杨澄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个从来就不大参加会的老头子也很早就到会场上来了。”
对地主的斗争除了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形式，如公审会的威慑、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对地主不断训话和传讯等。人民法庭开公审会就地镇压甚至枪毙几个声威比较大的地主，对其他的地主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很容易使他们变得顺从；通过标语、口号、民间歌谣等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并不断地对地主传讯和训话，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认为土改作为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风平浪静，因而想“拖”过关的思想。
斗地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于地主而言，家里的东西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陷入困境，一些靠勤俭发家的地主变得无心生产。他们昔日在乡邻中的声威一扫而光，不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没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陕西西乡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中说：经过土改，“向来农民最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在农民口里随便叫谈着‘张地主’、‘李恶霸’”。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地对地主另眼相看了。双石铺地主高XX到大坪开会，灰溜溜地一个人圪墩在庙墙根没人理他。农民们在一边大说大笑，谈论他们的土改，也谈论着：“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地主杨维时的外甥说：“群众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给，要是地主杨维时借，那就不行。”有的贫雇农说：“土改前咱遇见了地主，你得先给人家打招呼，现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他把头低下，不敢抬起来，要是抬起头来，也得他先招呼咱，咱还不理他。”有的地主领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绑吊打斗争对象的手段，此后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
也有一些被划为地主的人对自己的遭遇深感不公，内心不服。陕西洋县石冠乡地主杨XX骂斗争他的群众：“狗日的斗争我，过不了三年国民党来了，叫我亲爹都来不及。”另一个地主靳XX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烂，踩在脚底下乱骂：“你把我害扎了。”陕西城固县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后依然愤愤不平：“我家土改被斗争过，房子叫共产党拆了，土地被穷人分了，共产党是叫人上望蒋杆，五牛分尸。这是利用穷人整穷人，比土匪抢人还要厉害得多。”
土改时曾作为地主而在家乡浙江硖石被斗争的文人章克标数十年后回忆起自己被划地主的经历，心里仍“有点摆不平”：“庆云街镇上，一共评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知道评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要看藉以为生的主要来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为主，才可以评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来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哪里能是地主呢？……但这一项桂冠，却无端而来了。”
在土改结束的总结庆功大会上，章克标作为地主上台表态接受改造。他以复杂的心情说了一堆反话：“我评到了地主这个名头，太开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创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多少辛苦惨淡经营，也许还要克勤克俭，尺积寸累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地主。我没有这样用过苦工，下过大力，平白得了个地主成分，哪能不开心。……看到家家户户的请神祭祖的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请地主太太，甚么时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总是到处有饭吃的，这就无论如何也饿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来地主老爷也一样。所以评到地主分子，想到将来死了之后，可以有这样的铁饭碗可吃，实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
贫苦农民原本处于农村社会的边缘，经过土改，不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从未享用过的东西，还被新政权当作依靠对象，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对新政权充满感激。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5月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上，一个农妇说：“十几年我没讲过话，现在当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胆地讲话了。从前我们多苦啊，现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欢喜啊。”有的男子说：“几千年来，我们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个人来说，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从前，给杨朝达做活，全家劳动还常常饿饭，那日子有多苦啊！现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说：“我奶姥今年八十岁了，甚么时候见到过这样好的皮袍！现在她分到这件东西了，多好啊。”
对地主的斗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价值观念。土改以前，农民以富为贵、为荣。土改中地主被斗，很多农民认识到新时代是穷人的时代，穷是资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后农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产不节约”、“发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为相当流行。许多农民在收获后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产上的投资与积累，而是上街吃喝、买消费品。有的群众甚至仇富，认为富就等于坏，等于不仁，人一富就变质，就变得凶残，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