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中共倒行逆施，引领中国民主革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2014年12月12-14日于纽约
（定稿）
2010年四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在美国纽约长岛召开，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组建反对党、立志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完成了寡头转型、拥抱新法西斯主义，并日益强化寡头政治、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面临着更恶劣的形势和新的巨大挑战，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作为一个组织，和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作为每一个个体，尽管自身经历了许多曲折、遭遇到无数破坏、甚至出现过分裂，但从来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始终在海内外和各种重大场合继续与中共展开战斗。
今天，我们能在美国纽约长岛再次聚集，继续发出自由的呼喊，高举民主的大旗，揭露中共的暴政，商议转型中国的战略和策略，这一事件本身就彰显出中国人追求自由的不懈努力和建立民主制的坚强决心。
籍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们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中共专制体制的历史阶段做出清晰的定位，对中共的反人性、反人民、反历史和反文明的政策进行揭露和批判，深刻认清中共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族群、外交等各个领域制造的多重危机，从而帮助我们自身在思想上能攀缘到新的高度、触及新的深度，在组织上能探索和实践切实可行的动员和组织方式，找到有效的战略和策略与中共展开战斗。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必须为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一项替代中共专制体制的民主政治愿景，配套以科学和现实的转型思路，来动员和吸引全民的支持和参与，整合和集聚人力、物力、智力和精神资源，发动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中共一党专制，最终实现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为特征、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本政治报告下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对当前中国总体时局的评价；第二，中共治理的全方位失败和中国民主党的替代方案。本部分又细分为政治体制、经济领域、司法公正、族群关系和外交政策等五个小部分。第三，实现竞争性多党制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第四，民主党的组织策略和未来行动方略。
第一部分：对当前中国时局的总体评估
在1978年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变化，中国人民也因此受益。但由于中共自身意识形态、思想高度和既得利益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局限性，这一历史进程经历了许多反复、挫折、停滞、甚至全面倒退和反动。在2008年，经历了3月全藏抗议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全球金融风暴、“零八宪章”等重大事件后，中共历史发生了又一次质的变化，“改革开放”沦为政治忽悠，官僚专制的国家主义成为镇压民众、剥夺公民权利、消减民营经济生存空间和公民社会发展空间的猛虎，由国家操控的反智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以大汉族主义为核心）成为压迫少数族裔、反对普适价值、抵制人类进步的恶兽。那一年，“毛左”以薄熙来控制的重庆为基地，还公开推动“唱红”等文革路线回潮。原有的中共特权“新阶级”演变为操控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寡头利益集团，一个“官有、官治和官享”的权力体系建立了起来，官僚垄断权力资本主义滋生出“国营央企”垄断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和成长点，形成“国进民退”的经济格局，塑造出一个中产孱弱、底层庞大的畸形社会结构。通过国家对个人进行原子化的孤立和分割，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打压和控制，中共彻底摆脱了一个现代国家对公民应有的责任和回应，摆脱了社会文化、宗教和科教等自治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了一套疯狂攫取民间资源的财税体系，反过来又支撑一个无处不在的全天候的“维稳体系”专政机器来镇压控制民众，豢养一个以“五毛党”而臭名昭著的文宣队伍来围剿自由、人权理念，和维持一个庞大的“党卫军”来挑战国际秩序。
无需否认，中共宣传机器炮制的“北京模式”和“崛起大国”是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积累为基础的。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奇迹”主要是由于中国人长久被共产党压抑的创造力得到释放而产生的，因此，中共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更不能强迫人民对它感恩。而这三十年的积累又是建立在诸多因素之上的，例如，经济发展起点低，六、七十年代出生高潮带来的人口红利，廉价的劳动力，后来计划生育形成的特殊家庭结构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的制造业机会，海外华人（尤其是港台）资本的帮助，西方国家消费市场的扩大，等等。因为这些因素并非会固定存在并无限延续下去，所以，过去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一个独特的机会之窗。但中共出于一党私利、甚至一小撮权贵私利，并未借助这一历史机遇，扶助壮大民营经济，发育中产阶级，催生公民社会。恰恰相反，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化吞全民财富为私产，与民争利，掠夺民间资源，忽略生态资源的平衡，忽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提升，与国际资本结成利益同盟，对中国自然和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使用，转移生产利润和金融资本到海外，牺牲中国人民和未来几代人的长远利益，不仅没有把中国带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没有带来中华民族复兴，反而把中国引入必然会长期贫穷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让中国坠入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老化、竞争力丧失、劳力短缺、本国资本外逃、外资下降等多项危机，把中华民族百年一遇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的机会葬送掉了。
在中共现行体制和政策下，中国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再次受到压抑，中国必然会走进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对此，中共上层比任何人都更心知肚明。这绝不是因为中共的“伟、光、正”而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第一，中共高层自身也知道，他们前所未有的贪腐是掏空中国、自毁党国的自杀行为，所以他（她）们在泛滥的物欲、肉欲和末世心态的驱使下，拼命地捞和贪，糟蹋完中国的山水、国库的库存、人民的积累（包括银行存款和外汇）、单位的钱财和周边的异性下属，然后送走亲人、眷属、子女和情人，转移资产出中国，在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购房置地，从共产党的高官摇身一变成为终身食利于外国的地主。
第二，中共全方位控制信息流通、扭曲真相、通过宣传机器大量制造伪假信息和弥天大谎，对人民进行洗脑。所以，在中国不存在信息效率。一般百姓、甚至低级官员和小吏都无从获得真实可靠的政治经济信息。在保密系统、内部文件系统、特务系统和国安部（渗透到各国大使、领事馆、新华社和非官方的文教机构）的内参系统的支撑下，中共高官通过信息不对称，垄断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键信息。他们给自己无数化名、多重国籍生份、家属移民海外、甚至自己逃离中国、卷走资本离岸等做法，本身就是用脚投票，它才反映出中国真实的政治经济颓势。
第三，中共体制性的政治癌症已经进入扩散期，所以头上生疮、脚底流脓，死气败相已无法掩饰。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挑战习近平的高层权力狗咬狗的朋党内斗，到小吏走卒肆意鱼肉人民、草菅人命，都暴露出中国上层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中、低层官员已失去自我约束，下层百姓也被逼上梁山，愈来愈多的民众无法继续忍受现有的统治。改革已死，民主革命将至，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社会的普遍心态和期盼。
第四，国内民众起事、造反愈加频繁。例如，西藏的藏人佛教徒通过自焚的抵抗运动持续不断，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扩大和升级了对中共的“圣战”，沿海基督徒捍卫教堂和十字架的抵抗此起彼伏，香港学生和学者组织的、广大市民加入的“占中运动”引起国际广泛的关注。中共政权有理由担心自己的末日降临，所以在打造、强化维稳体系的同时，频繁密集动用“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对中国的民主党活动、《零八宪章》运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非政府组织（NGO）、访民团体、宗教组织和各种色彩的民主自由人士进行骚扰、迫害、打压和抓捕；也对全球化的法轮功组织进行围堵、渗透和破坏，对其练功者施行丧尽天良的酷刑和残害。这些倒行逆施的野蛮行径，反映的不是中共党国体制的稳固强大，相反，它们恰恰说明一个数以亿计的抗暴人群已经勇敢地摒弃中共体制、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高声对中共说“不！”。中共高层的内心惊恐和专制体制的脆弱已彻底暴露无遗。
第五，对待已被历史证错的共产主义专制体系，中共表现出的嗜痂成癖的心态，和抱着僵尸骄傲世人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反感。毋庸讳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近十年来，西方主要国家和跨国资本为了短期的经济利润和自私物质利益，忽略甚至放弃了对历史的责任和对人类的担当，与中南海寡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从中国不公平地捞取利益，践踏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过度掠夺中国的环境、劳力和资源，牺牲下一代中国人的利益。但由于中共的蛮横和威胁日益为世人所了解，在民主体制已经包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情况下，中共落后野蛮的专制体制已经和全球价值和国际秩序发生直接冲突。国际社会舆论的转变，它对中共的抵制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将是促成中国发生巨变的外部国际因素。中共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所以它一方面强化与国际流氓国家的传统联系，另一方面与俄国新沙皇普金抱紧来相互取暖和壮胆。中共没有智慧来意识到，它在全球大把撒金摆阔的做法，正是“红色帝国”缺乏国际合法性、帝国过度扩张的一个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新党魁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习近平在“救党保权”的一系列动作中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对部分中国人来说，习近平的举动再次激起他们的期盼，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又燃起民众的乐观情绪。但事实上，在他接班后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开始了全方位的个人集权。通过事实上偏离中共自己制定的1982年宪法，弱化人大权力和功能，贬抑总理和国务院职位，在党政系统外建立个人集权的各种委员会，尤其是在两个军委会以外再建立统合内政、外交、军事、经济、金融、信息等全方位职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把虚位的国家主席变成超强的元首制，从而把宪法中列出的专政的理论变成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中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杂种怪胎，集成东方官僚专制主义、毛主义版本的共产主义专制和二十一世纪的高技术支撑的极权主义于一身。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共贪腐泛滥，权力肆意妄为，贫富差距惊人，基层社会失序，社会道德沦丧，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毒化污染，与周边邻国关系恶化，与现存国际秩序冲突增加，等等，所有这些危机都可以最终追溯到中共专制政权的本性，那我们有理由预言，习近平目前的所作所为只会加剧中共的治理危机，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并加速民主革命的到来。
第二部分：中共治理的全面失败和民主党的替代方案
- 政治制度
党治制的确立
中共是以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许诺人民未来实现自由民主体制而起家建政的。早在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承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而且，毛泽东还明确宣示，他要实现的民主，是“三民主义”的民主，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民主，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民主。
但中共建政两年后就指出“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已经成为“老口号”，过去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进步意义”，但在新政权下则不适合，“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还不充分。”进入21世纪，中共仍然没有实现普选的承诺。二战后至今，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从未进行过全国普选的仅有两个国家。没有自由、开放、直接和竞争性的选举，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制。所以，至今，中国还一直是由一个政党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并霸占垄断政权的党国。由于中共全方位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确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唯一的真理，掌管和垄断武装力量和武器，垄断宣传和媒体，绝对控制国民经济中的战略产业，控制所有公权力职位的人事任命，用仇恨、暴力、恐惧和谎言治国，当今的中共“党治制”是世界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精细、最恐怖的极权制度。它是杂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1984》里“老大哥”政权和赫希黎的《美丽新世界》而炼化出的妖魔—国家利维坦。
人大制度先天不足、后天无望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就被确立为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核心机构，现在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最近宣称：“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他还说：“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然而，当下人大制度的全面式微、甘当政治花瓶，却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与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国家相比，它们的最高议会也是全国直选的。中共掌控之下的所谓“民主选举”，也只是受操控的县乡直选、县以上人大由下一级人大间接选举的多层代表选举。与今年刚举行的印度大选相比，那里8亿多选民、5亿5千多万人投票，在中共领导人眼中，中国国情之差、民众素质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在中共前领导人分权和放权的改革思路下带来的人大制度进步现已遭到全面废弃甚至倒退。在人大制度恢复后的改革二十年多年，人大从“大牌子、老头子、空架子”的“两手会议”（举举手、拍拍手）和“橡皮图章”逐渐钢印化，在反映民意、监督行政司法和反腐上开始发挥一些作用。“跑小步、不停步”的渐进增量改革和“磨合”扩权方式，帮助人大积累发展出一套制度和方法，多多少少有利于推动中国迈向民主宪政的进步。但从2003年起，“两国无望”（吴邦国和王兆国）治人大，中国人大走上了十年衰败路。吴邦国自废人大武功的大举措是极力支持把上海搞出的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方针带到了中央。人大成为几乎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并列的被协调方，所谓“最高权力机构”沦为笑柄。面对中国民众呼唤更多自由和民主时，人大不是缺位（例如乌坎事件），就是充当杀手（例如，在2011年对“独立候选人”现象和今年香港争取特首普选的反应）。
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财富净值，超过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财富净值的总和。全国人大已成中国“富翁俱乐部”。他们许多拥有外国国籍，是名副其实的“万国议会”。各级人大也成官商和官黑勾结的场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大制度作为巴黎公社加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制度“飞来峰”，上面高高坐着的代表许多是拥有外国护照的不明飞行物。所谓“裸官”成为党国体制的最大“中国特色”。国内的民谣是这样描绘的：“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中国人民离民主很远，却日渐陷入卖国刮民的宗主把持的党殖民主义。
寡头制不可能根治腐败
最后，习近平身兼党、政、军最高职位，依赖特别委员会治国，把一个虚位的国家主席变成了“超级国家主席制”，使人大制度更进一步归位到“橡皮图章”，甚至把国务院和总理一职都进一步边缘化。习近平顶层设计出的“元首体制”（也可称之为“领袖国家”）形成的个人集权程度已经超过中共历史上的“枭雄”毛泽东和“强人”邓小平，甚至直接可以与朱元璋的“朝廷总揽”和康乾的“君主独裁”相比。习近平发动了一场“自动的宪法政变”，把过去十多年即已开始的寡头转型、定型为以党、国、军三位一体的官僚权力体系贪腐自肥、鱼肉人民的寡头政治。“习大大”就是传统东方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造就出的“君父”。
但习近平和他的宣传机器还在不断制造绚丽的“百年梦”、“小康梦”、“中国梦”，高唱“把权力关进笼子”、“反腐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等假民主高调，试图通过反腐给共产党打强心针，幻想避免亡党亡国的命运，实现中共千年帝国的美梦。其实，共产党政权早已经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共从八十年代就遭遇了“三信危机”，今天不会有人相信，八千万中共党员是为着共产主义信念而入党的。自然地，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其实是爱权力）就是专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党政军内外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就成了中国唯一的“爱党国男儿”。每一个共产党官员小至比芝麻官还小的副股级干部，都可能成为鱼肉人民、贪污惊人的硕鼠。从每一个官员角度来看，自己偷一点、贪一点，实在无损于党国的大家当。 “伟、光、正”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长治久安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贪腐而损害半分。各级大小官员实际上都在搭习近平的免费车、吃共产党的免费餐。他们既敲了老百姓的碗、又砸了老百姓的锅。中共反腐动力机制来自最上层，反腐宏观政策没有个人的利益驱动，真正为党国分忧解难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用集权、控制、恐吓、威慑的专制权力方式来拍苍蝇、打老虎，把反腐作为派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镇压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的幌子，不仅解决不了共产党的危机，反而会触发和加剧内讧，加速党国的崩溃。
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
民主转型或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自由、民主宪政体制。《零八宪章》提出的民主宪政蓝图已正式为上届民主党全委会采纳和接受，而更具体细化的建制工作还将在民主化开启后的制宪会议上协商完成。但不容丝毫含糊的是，自由、民主制的根本前提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亦即：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和组党自由、宗教信仰和敬拜自由、迁徙和居住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民族和文化有保存自己传统、语言和习俗的集体生存权。开放多元的政党制度（具体体现在多党制或两党制）和竞争性的直接选举成为建设、维护和巩固民主制的基础设施。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代议制、自由选举出的总统或总理组成的行政体制、独立的司法体系（包括宪法法院）、政治中立的文官系统和国家化、职业化的军队、尊重地方自治和分权的联邦结构将是中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
在民主中国体制下，得到最大解放的是弱势群体。在中共夫权家长等级结构下，中共暴政对女性身心、权益进行了多重伤害。女性依然还是党国权力下的弱势群体。无论从女性参政、妇权平等，还是从女性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尤其是免于来自掌权者和上级领导的性骚扰、性侵害的危害，还是反思中国政府暴力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与此相联的强制结扎、堕胎、杀婴等，还有从就业和工资的性别歧视，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共承袭了传统的封建夫权特权。从毛泽东在窑洞和中南海养三宫六妾，到周永康在全国有四百位以上的情妇和把央视变成周永康、徐才厚之流的后宫，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和它的官员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纵欲、淫荡、腐化、糜烂和堕落。他们成为中国人妻女、姐妹的漫长梦魇和现实灾难。中国的官员除了玩权、弄钱和扰民外，他们的主要工作其实是自己做嫖客和为上级做皮条客。他们的公心更多的是体现在共同分享”公共情妇”，而不是为公民服务。在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向我们的姐妹同胞庄严承诺，我们将建立一个妇权得到保障和不断提升的中国，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弘扬女权的中国。我们将在我们的人员构成、领导层组成、未来选举提名和政府职位的任命中，努力优先考虑女性，争取全面达到至少三分之一的配额，并制定长期计划，实现男女的全面机会平等。
在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发育公民社会，尊重工会、农会、妇女组织、科教界、文艺界、宗教界、新闻界和所有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功能。尤其是国家作为一个世俗化的权力中心，将与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分离，与他们保持同等距离，并维持信仰上的完全中立。同时，民主中国将重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让政府与企业脱钩，建立有专业独立性的银行货币体系，实现市场逻辑规范经济活动。总之，一元化中央将被破解，至上而下的全权权力运作方式将被横向和纵向权力双向流动模式所替代，国家政权将和市场、公民社会、家庭一道，分享对社会的领导权。中国将成为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的民主治理体系。
- 经济领域
经济制度的扭曲
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合意识形态，建立了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复制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所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森林、河流湖泊、道路等）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中华千年积淀下来的民间私有财产也全部变为党产，一套僵化、封闭和由党政官僚垄断财富的权力经济运行体系建立了起来。
这种强制性的毫无法理依据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剥夺了数千年来国民个体与家庭所累积的物质财富与经济源泉，破坏了自然经济与自发经济秩序，以国家计划强制推行经济运行，取缔互通有无的市场交易系统，扭曲并废弃了市场基本的资源配置功能。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短缺型经济”，全社会面临尖锐的物质与商品匮乏，十亿多人口长期生活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苦难之中。
直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领导人才下决心推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试图改变全中国穷困落后的状况。在1979-1989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共高层决策层逐步肯定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人身风险的自发探索，全国农民开始脱离人民公社的僵化低效体制，实施“包产到户”式的传统单干，最终高层认定此举为可供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质上这是回归本原的传统农业运行方式。长期违背自然规律、依长官意志折腾的中共居然把它吹嘘为自己了不起的创造和业绩而载入官方史册。农业领域中共产党改弦更张带来的松绑和显著绩效变化，也鼓励了工业领域中羞羞答答、暗中尝试的企业承包经营和奖金激励，事实上鼓励了国有企业摆脱国家计划的束缚，积极主动寻找计划外的需求与订单。许多国家统筹调配的生产资料与工具也出现了顺应实际需要的松动与调剂。我们必须指出，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生产资料供给的价格“双轨制”，在流通领域也出现了国家计划外的调剂与供给，给党政官僚利用职权“自己先富起来”大开方便之门。
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老百姓已经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尝到“商品经济”的各种实惠。在“八九/六四”屠杀之后的三年里，李鹏和江泽民返回僵化左倾的经济模式，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普遍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再度处于萧条。邓小平为避免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在经济层面上进行了更大开放与尝试。1992年邓的“南巡”和以后报刊发表的系列“南巡”讲话和社评，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允许老百姓进行大胆尝试。
1992年秋中共14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出现迅速增长的局面。市场交易中分工深化与市场范围持续扩大实际上并未全部引入市场经济功能，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造就了1993--2003年的国民经济相对繁荣时期（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然而好景不长，自所谓“胡温新政”以来，经济领域出现大幅度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经济、合资、外资企业遭受打压，经济增长乏力，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结构矛盾与金融体系内部危机呈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在近两年表现更为尖锐。
目前经济状况的分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官方经济数据，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3%，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增速。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仅为6.6%。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GDP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并出现缓慢下降，今年更是格外低。自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只有1998年GDP增速处于如此低位，但当时并未出现连续三年的低增长。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7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已恢复到繁荣阶段。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7年，中国经济却陷入了严重萧条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困境还体现在经济趋势的大起大落方面。近三年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动荡。2011年以来，平均每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两个百分点，整个经济开始转冷。在增速每次较大幅度下降后，都不能反弹。整个曲线类似下楼梯，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不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在GDP中，最终消费部分的增速也在下降。到2013年下降到8.6%。自2008年以来，最终资本形成的年度增速大幅度下降。特别是2012年，最终资本形成的增幅降低到10.7%。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大幅度下降。
随着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大量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渠道逃向海外，资本项目开放一再被拖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仍无确定的时间表和实施细则。中国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造成人民币巨额占款，倒逼中央银行超发货币，事实上形成人民币显著贬值的趋势。国有金融企业竞争力衰弱，长期依赖垄断与政府保护，不断产生新的呆坏账，且未按照以前的承诺实现破产分离。银行贷款无法收回，长期积累的呆坏账，加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显性与隐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目前累积高达40多万亿），在未来三年内很有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崩溃。随着人民币的实际贬值，通货膨胀压力持续扩大，虽然官方统计数字中的通胀率近三年都保持着2%左右，但独立学者估算和老百姓实际感知的实际通胀率均不低于8%。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教师罢课要求提高工资的风潮，使得长期存在的收入水平差距的矛盾更趋公开化，并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对抗。
虽然国家财政每年通过税收等渠道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但并未与普通国民进行有效分享，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和保障，国民福利水平长期处于世界低位水准。
同时扣除百姓工薪收入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制至今依然相对脆弱，保障水平有限，大量失业、退休或病退职工无法得到有效的失业保障、退休保障、医疗保障。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公共图书馆、公园、体育馆、运动场等公共福利与文化设施花费巨额税收收入，却不能为居民提供基本服务，反而成为依靠政府支持、强买强卖、收取诸多不合理费用的盈利机构。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根源于逆市场化方向的计划回归与政策固化趋向。国有企业长期垄断优势资源产业，严重扭曲市场配置，造成国民经济关键性行业（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交通运输/通讯）的低效与阻碍。由于国家继续对金融压制，银行继续是政府财政的出纳工具，对外汇继续维持计划经济下建立的国家垄断体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继续遭受歧视。在实际存款率经常处于负数的情况下，民间融资不得不付出20%以上的年利率，而这却是500多年前在银行、股票尚未发育出现的情况下欧洲企业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企业和百姓来说，他们的外汇收入无法转换为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诸多便利（诸如商品低价格、硬通货保值、升值等等），却直接成为一个贪腐政府垄断的国际流通性。外汇管制也成为中共高官向海外转移资产、进行银弹外交的保障。
改造并建立与国民权利与福利相对应的经济制度
中共和其政府至今拒绝面对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拒绝兑现几十年来执政所作出的诸多历史性承诺，无法落实和保障国民的经济权利与各类福利。按照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公开、透明、高效、廉洁的税收与预算/决算体系，强化国民的纳税人概念，逐步实现议会监督、外部监督、公民监督、媒体监督，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为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将致力于倡导和推动以下一系列经济变革：
第一，立即实现党产与国产分离，禁止财政支出用于任何党的机关/部门、宣传、组织、会议以及党报及各类宣传媒体，执政党的活动由党费收入支出，不得通过公权向社会强制摊派。
第二，取消官员一切特权（诸如食品特供、发放官服、医疗特权、离职后的巨大开销等等）和官员专车，公务需求一律通过正常的公务用车安排解决。改造和完善官员序列和职业公务员制度，官员工资、津贴全部公开、透明，额外收入和家属占用公务资源必须作出公开说明并接受媒体监督。
第三，全面改造税收制度，保证地方政府有独立和稳定的税源。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比例税制，初步确定为18%。对于奢侈性消费和豪华住宅以及豪华交通工具（包括私人飞机和游艇）另行征收特别税。对于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任何个人，予以法律制裁直至诉之于刑法。
第四，建立国民福利基金账户，将所有贪腐和罚没资金及市场拍卖国有资产所获得金额全部划入该账户，委托第三方托管机构进行严格管理和支出，进行严格会计和审计监督，并定期向公众公布。该基金提出国民分享具体项目和方案，经过广泛讨论和公众投票等程序后逐步实施。
第五，建立稳固、长远和法治保障下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建立具有全面权威的独立货币当局，中央银行独立负责利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彻底取消对各类国有企业垄断的官方保护、国家补贴以及特殊优惠政策。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及建立有限权力的政府和全力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理念，将公共支出明确为转移支出等各项公开化指标，将公共支出的45%以上用于国民福利（例如，美国政府长期保持转移支付占据公共支出的45%以上）。
第六，大幅度减少所谓公共安全支出（实际是维稳支出），使之不超过GDP的0.3%，全部军费开支（包括显性和隐性的支出）不超过2%，教育支出提高到4.2%，且教育支出主要用于基础教育（占据65%以上），取消政府对大学的直接拨款，国立大学一律改造为私立大学和地方政府资助的大学（比如省立/市立等）。
第七，停止一切非紧急救援的政府对外经济援助，鼓励民间慈善机构、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开展人道主义和慈善类援助。确有特殊援助必要的项目需要通过公开讨论和项目论证，通过国民代表大会机构批准并监督实施。
- 司法领域
法治，顾名思义是人们通过法律来治理社会和解决社会冲突。针对人治而言，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至上，没有任何人超越法律而拥有特权，法律的制定者也必须守法。按照正义的原则，法律的制定者不能同时是法律的执行者和解释者。一个法律的制定者，比如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时领导执法和司法，那么法律就只能是统治者的工具，社会仍然在人治或党治之下。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得摆脱任何党对法律体系的领导，实现司法独立。摆脱党的领导，确立司法独立是中国法治必然之道。
中国的法外之法
中国当前的法律制度是在1954年宪法确定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制度在理论上强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渊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全国和地方人大各级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国家机构包括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和国家安全机构。“人民法院”同世界各国法院的功能一样审理各种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的创制源于前苏联，是国家的公诉人和法律实施的监督机构。公安部门是国家的一般的警察机构，国家安全部门是专门针对所谓国家安全的警察部门。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口号，后来改“法制”为“法治”并在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记入宪法。但是中共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高于法律。2007年中共提出了所谓的“三个至上”理论原则，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仍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首要原则。中共自留的执政特权既然已经超越“依法治国”的内涵，也实际上废弃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程序保障，亦即民主选举程序。这必然是“法治”不存，特权当道。
在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之下，中国存在着法外之法。中国目前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上存在“党”和国家两套机构和法律规范。除了国家法律和国家司法机关之外，中国还有一套非宪法系统的政治规范和执法机构。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之外，中共中央还不时地以“中共中央文件”、“通知”等形式制定各种政策。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直接以“双规”的方式关押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中共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政法委员会”具体指导各级司法机关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决定甚至决定个案的处理。在这两套规范中，中共党的政策规范和执法机构是宪法体系之外的法律系统。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就是否定法治，是中国乱法之源。
中国的乱法之象
上述提到的中共关于法治的决定也已承认，在中共统治六十五年之后，中国还没有建立法治社会。事实上，中国的乱法之象比中共所承认的还要严重得多。中国乱法现象泛滥成灾， 包括：领导个人意志、长官意志、党的意志替代法律，甚至公然违背和践踏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等等。中国的乱法现象不仅仅表现在腐败或干部的违法乱纪上面，还更主要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当局肆意侵犯人权，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基本自由权利。比如以言治罪，中共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还对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等人施加牢狱之灾。
- 在“维稳压倒一切”的思维下，以“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等莫须有罪名，任意逮捕、拘留、重判新闻记者、律师、学者和各类上访人员，默认和许可“黑监狱”和酷刑，通过暴力和雇佣“黑社会”推行强制拆迁，默认和鼓励城管人员殴打民众，非法拘禁反对行政、司法权力滥用的公民。
- 将法律当作政治运动的工具，对社会进行高压控制和摧残。比如1983年、1996年的“严打”和重庆2009年开始的所谓“打黑除恶”的专项运动，都是为了服务政治目的、完成个别领导分派的任务肆意践踏法律的典型例证。“打黑”通常伴随、甚至就是“黑打”，来镇压政府、甚至某个官员不喜欢的人和事。
- 通过“法外之法”，中纪委等机构违反宪法，以“双规”的名义有选择性地惩治腐败，打击异己行集权之实 还要立道德牌坊。
- 限制律师自由执业，行政部门越权管理“不听话”的律师，动辄吊销他们的执照。
- 司法腐败严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进行私下勾结，通过权钱、权色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分配，危害国家、社会总体利益，牺牲弱势群体和个人权益。
司法独立是建设文明中国的当务之急
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独立是解决中国乱法现象的根本途径。共产党的领导和法治原则在理论上是不可调和的。第一，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至高无上，任何政府机构和政党组织都必须在法律之下进行活动。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将党置于法律之上。
第二，在法治的原则下，法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法律不过是执政党的工具。执政党经常犯错误，法律的公正就不能得以实现，社会公正也得不到保证。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65年中犯的罪恶和错误带来大量社会不公，而且公民无法通过法律程序纠正党的政策所带来的不公。即便执政党的政策正确，在执行中，没有司法公正做监督保障，政策也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公平。
第三，在法治的原则下，法官、执法人员和律师都应该是独立的。他们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在争议和讲理之中，共同来实现社会公平。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归根到底是党委的领导，党的书记的领导，所以最终法治变成了人治。人治最终又会变成乱治和恶治。
第四，法治是一个社会通过法律程序来保证其社会公正、长期稳定的治理之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无法克服执政党政策的投机性、时效性、短期性、和偏狭性（集团、部门及地方利益）给社会带来的不公。中共的政策高于法律，就是把党国集团的现实的政治需求置于法治之上，牺牲社会恒久的公平。
第五，法治要求程序的公开，而共产党的领导恰恰是暗箱操控、事事保密。当然，所谓的保密也只是欺骗老百姓而已，而共产党高官，诸如王立军携带党国机密投奔美领馆、“叛徒”周永康泄露重大国家机密、令计划通过“放料海外”等，说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乏吃里扒外、对党国不忠的投机分子。
第六，法治之下，因为权力是多党轮流执掌和互相制约的，有政党前后监督、三权横向监督和上下纵向监督，所以腐败可以得到遏制。在共产党的独裁领导下，党的反腐败的前提是维护它的绝对领导，因而反腐败是有选择性的、没原则性的，时常避重就轻。
只有司法独立，法治才具有真实含义。首先，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应当受到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政党、或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支配和控制。在法律正当程序之下，法官应独立判案，同时下级法院不得受到上级法院的支配和影响。上级法院只能通过上诉或申述，或特殊程序来审阅下级法院的决定。否则，上诉审级形同虚设。其次，司法独立也意味着检察和执法部门独立履行职务，不受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支配和控制。最后，司法独立同时意味着律师能够自由执业，独立办案，不受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支配和影响。
司法独立是尊重人的人格和能力的必然之义，即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相信和尊重通过严格程序挑选出来的司法人员能够独立地完成立法者的意图，实现社会公正。否定司法独立，就是否定专业司法人员基本的智慧，否定他们具有胜任社会所赋予的职责的能力。将司法人员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是公开宣告党的领导者是社会的至上者，其司法能力和智慧高于专业的司法人员。
保证司法独立、防止司法走向偏颇，司法行业内部的自我规范、纪律约束，以及言论自由和社会监督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中国民主党近期有关法治建设的主张
我们坚信，中国的诸多司法问题不可能在现存体制下通过“补破褂子”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从长计议，司法独立和公正需要民主政府为先决条件。但在近期，中国民主党也将倡导和推动下列司法改革：
- 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私人律师楼的各级共产党组织应予撤销。
- 在各级法院内设立特别的衡平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定，甄别和处理所有的上访案件。
- 撤销各级行政部门下的司法局，将对律师管理放到法院的管理之下。
- 法院和检察院的行政开支，由各级立法机关单独预算，不受行政部门的制约。
- 建立和公开司法人员道德和执业规范，禁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单独联系，法庭之外不得和其他司法人员讨论案子。
- 严禁刑讯逼供，确定被告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律师探访被关押的被告的权利不受限制。
- 取消现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陪审团制度，即将案件中的事实的判定交给参加陪审团的公民。
- 建立严格证据制度，不得使用听说的材料，确立排除不到法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规则。
- 族群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是由汉人向外扩张、征服和汉人被中原外游牧民族多次征服而整合而成的。由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错综复杂，中国的国体包含了单一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域制，而且还面临台海两岸的分离和台湾事实上的政治独立。
关于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的现状评估
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边疆地区的传统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倒因为习近平的更加僵化的强硬政策而日趋紧张。短短两年时间，新疆及相关地区爆发多起暴力冲突事件，造成汉维两大民族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死伤，新疆几乎处于准军管状态、勉强维持的稳定更像是坟墓的寂静。西藏同样处于准军事管制状态已多年，习上任两年以来，未对西藏政策做任何良性调整，达赖喇嘛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建议至今得不到任何积极回应，西藏问题犹如压力逐步升高的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喷发。台湾问题，自习上台以来，表现出某种急于求成又缺乏弹性的政策态势，由于一边坚持台湾根本不同意的“一国两制”，一边急于经济统战，终于引发岛内“太阳花抗议学运”。台湾2016年选举政情将会反映出，台湾与大陆越发渐行渐远。香港问题更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人为制造出的烫手山芋。由于中共北京当局违背对香港的2017普选承诺和“港人治港”的香港自治原则，试图操纵2017特首候选人，由此引发的和平占中“太阳伞抗议运动”，至今不能妥善地得到解决。
新疆问题
新疆当前的民族冲突，完全是由于中共多年来实行的宗教歧视政策、民族歧视政策、经济掠夺政策、过度移民政策、落后过时又过度膨胀的屯垦戍边政策和自治区政权贪污腐败造成的。近来，习近平又把新疆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民族的诉求轻易污名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更是把民族问题复杂化，堵住了解决问题、共建和谐的大门。
为了缓和新疆的民族冲突，使中国边境地区恢复安宁和民族间和睦相处，中共当局必须彻底检讨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经济政策，恢复和提升真正的民族区域政策和宗教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人权，尤其是他们的宗教自由和文化自治，在新疆认真根除权力腐败问题，并从根本上调整民族经济政策，使之更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强权暴力维稳政策，才能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同样完全是由于中共多年来实行的宗教歧视政策、民族歧视政策、经济掠夺政策、过度移民政策和长期不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所谓平叛进行反思、漠视流亡藏人的合理诉求和企图架空达赖喇嘛造成的。
为了根本弥合在雪域高原已经造成的民族撕裂和解决西藏宗教和佛教信众面临的灾难，中共当局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反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西藏民族宗教政策，改维稳高压政策为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政策，认真面对流亡藏人及达赖喇嘛的合理诉求，展开真诚的谈判，使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带领流亡藏人有尊严地和平回归，缝合撕裂的民族伤口，实现民族和解，共建民主政体。
台湾问题
统一是台海两岸人民可能的选择，中国民主党支持并愿促成双方在自愿、平等、和平的基础上完成统一。但如今大陆已无任何资格去“解放”台湾了。为了和平统一，中共大陆当局必须充分理解台湾2300万人民在制度安全方面的合理担忧和诉求、尊重台湾已建立的民主制度，同时承认以香港为样板向台湾示范的“一国两制”的失败，正视两岸新格局，特别是认清台湾“太阳花学运”后的岛内政情，及时放弃“一国两制”政策，改变思路，用“先邦联、后联邦”的思路重新考虑两岸的未来。“一国两府”是一个存在了六十多年的现实，试图以大吃小或以单一国号统一，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尊重现实和顺应历史潮流，才是明智的选择。未来两岸如果有统一，一定是民主统一，也只有民主机制才能促成统一，而非其他选择。
香港问题
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本是一个务实的过渡性举措。但能否顺畅运转，最终通过大陆香港化（而不是“香港大陆化”）进入民主自由的大框架，关键还取决于中共能否信守承诺，真正让港人治港，同时完成自我改造和嬗变。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不重信诺的本质再次显现，偷梁换柱的手段再次祭起，在2017特首选举方案上再次重演操控伎俩，试图用“一制” 事实上淹没掉“两制”。但中共没有预料到，深得自由、民主、法治和全球化影响的香港人民毫不妥协，兴起“和平占中”抗争运动，成为北京从未见识过也十分无可奈何的决绝抗争方式。民主与独裁在香港的直接碰撞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又一次对独裁者说“不”的英勇壮举！这一抗争运动必将载入中国的民主史册。中国民主党赞成和支持香港学生、市民的民主抗争，同时呼吁和敦促中共当局，放弃独裁思维，信守承诺，尊重香港人民的意愿，按照国际标准推动香港的真普选，使“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能够令人信服地落到实处，最终实现香港城邦民主制，并以此为杠杆推动大陆民主化。
综上所述，中共目前的边疆民族和宗教政策及港台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给边疆民族和港、台人民都带来了严重困扰。究其根源皆因中共固守一党独裁的极权主义统治套路，违背历史潮流和国际大势，拒绝政改，拒绝普适价值。长此以往，必将制造国土分裂、种族屠杀和区域战争，给中华民族和周边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为此，中国民主党就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时局敦促中共改变政策，顺应潮流，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执迷不悟，继续给国家民族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和制造历史的悲剧。
目前包括各少数族裔和港、澳、台的大中华现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不稳态，并有着三种可能发展的方向：第一，中共沿着消灭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和祛除“一国两制”的压制策略，建立一个汉化的帝国；第二，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由中共的暴政进一步激化，最终逼使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甚至汉民族部分地区寻求分裂独立之路，引发中国重蹈苏联崩溃的老路。第三，通过施行地方自治、建立国家自由民主制度、推动亚太区域整合和认同世界主义，在中国、甚至亚洲建立起类似欧盟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在弱化主权的制度框架下维持和平和统一。中国民主党的终极目标是要打破家、国、区域的分割，与维、藏、蒙等各民族，与港、台、澳等实体，建立一个族群平等、和平和谐相处的新型治理模式。
- 外交事务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共产党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立于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制度。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60年代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而发生的中苏论战，使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迅速交恶，甚至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就有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文革”结束后，出于结束内乱、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战争不可避免”的教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新论断。以后的邓、江、胡几代中共掌权者均以处理内部事务为重心，在外交领域相对低调，坚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既定方针，与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大体保持了平衡关系。即便中国国力上升、在2010年GDP跃升全球第二，胡锦涛外交仍以谨慎、守成为特点。但在2008年前后，中共国家主义继续抬头、强势压制自由主义，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向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发难，抛出“中国特殊主义”、“例外沦”。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外交政策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红色帝国”的国际危害
中共十八大结束以来短短两年间，习近平外交迅速抛弃“韬光养晦”的邓氏遗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和扩张性。在东海、南海，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急剧升级；这些冲突固然是为了争夺海洋资源，带有民族国家冲突性质，但它们还有着更深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中日、中菲冲突的背后是中美之间的较力，中共一方面在讲“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却总是把美国视为要“颠覆”自己的真正的敌人。为此，习近平与俄罗斯的普京越走越近，两国已建立起以对抗西方为目标的准同盟战略伙伴关系。北京还在欧洲大把撒钱，并把触角伸向中亚、东南亚、非洲乃至更遥远的拉丁美洲，试图与美国争夺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文化上，党国“大外宣”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覆盖全球各个角落，不但要“讲好中国故事”，推崇“中国模式”，甚至要在道德上“引领世界”。中共和热衷于从中国捞取好处的某些外国“朋友”抛掷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神话，中国似乎真的“崛起”了。
中国民主党人和全国民众一样希望中国崛起。但今天中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世界百名以外。中国真正的崛起，应该是一个民主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专制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人民得利受惠的崛起，而不是党国恶性膨胀的崛起；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崛起，而不是党国之“红色帝国”的崛起。这后一个崛起，不但对现代文明人类构成威胁，而且也直接威胁着中国13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未来福祉。原因有下列几项：
首先，一个骨子里与全世界民主力量为敌的政府，在外交领域抗衡西方的同时，必然在境内加大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控制、打压。2013年“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关于意识形态的“七条禁令”（即把宪政民主，普适价值，公民社会，自由主义新闻观、私有财产观和检审中共罪错的历史观均列为必须加以批判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就是一个鲜明例证。中共把人类主流文明积淀出的价值和制度都诬蔑成了“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阴谋”。
其次，中国经济如今已深深镶入全球化经济链条中，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各国现在刚开始意识到一个崛起的“红色帝国”对它们的威胁，一旦这种意识明确化并上升为主流舆论，目前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势头就可能逆转。对中国的普通百姓而言，这种逆转当然不是福音，它可能意味着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连带变化、物价的提升或就业的艰难。
再次，中共以党国利益捆绑民族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军备竞赛势所不免，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将更多地转换为航母、核弹和第五代战斗机。盲目爱国的“愤青们”可能以此为荣甚至兴高采烈，但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清醒、理智地认识到：以代表着人类先进文明的民主国家为敌，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当然，历史也会带来一个礼物，那就是中共政权的自取灭亡。
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为了对抗美欧制衡、制衡周边民主国家，党国宁愿与真正长期危害中国的俄罗斯结盟。在历史上，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中国的红色制度也从前苏联引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完成了民主化的初期转型，但近年来却在倒退回到专制，普京也正在屡屡重温帝俄时代的沙皇梦。从中国的长期国家利益着想，在现存国际和两国体制下中俄结盟只会是后患无穷。然而，2014年10月李克强访俄之际，达成了两国间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俄罗斯卢布被西方的制裁下导致剧烈贬值时，这个互换协议必然带给中国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笔交易，成为党国利益捆绑民族国家并造成民族国家利益损失的最新例证！
民主党的外交路线
有鉴于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呼吁并将致力于结束中共以西方为敌而展开的“新冷战”，建构中国与民主国家联盟的良性互动，改变现行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基础和着力方向。我们提出下列强烈主张：
中国的前途在于融入世界民主共同体，而不是与危机重重、难以为继的专制国家为伍。中共联俄制美的战略是有悖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中国可以并应该和俄罗斯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但与之构成对抗民主世界的邪恶同盟，只会把中国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和中国民主化的齐头并进，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因为只有一个民主中国，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全、稳定和繁荣；它也将同时保障中国自身的安全、稳定和繁荣。
民主化后的中国会坚持自身的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但一个不再被党国绑架的中国，将理性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议，寻求有关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党国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地缘政治考量将从中国政治家的视野中永远消失。
民主化后的中国将真正承担起一个大国的世界责任；它和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合作，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这种责任。
从长远看，目前这种以主权国家框架为基础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人类应对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尖锐挑战，一个更先进的全球治理时代必将到来。而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实施的基本前提是所有专制主义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民主化将为此创造最为关键的条件。这才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真正的崛起和复兴，甚至推动整个亚洲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全面复兴。
第三部分：实现竞争性多党制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综述上面分析的中国专制政治体系、权贵资本经济、司法腐败不公、族群关系危机和反动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危机，归根结底，是由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一结论适用于中国现代历史，更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由于共产党靠暴力起家夺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否定现代民主政治的所谓历史逻辑。“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有、民治、民享”相同的逻辑是，人民必须有权利参与选举、通过选举程序有序更替政权，从而保证政府及其官员倾听、回应、服务人民，恪尽职守，承担政治责任。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两项前提作保障，就不会有自由、公开和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没有民主选举，人民就没有撤换官员的权利。官民关系就必然发生异化：所谓自诩的公仆就必然退化为作威作福的老爷主子，所谓的人民就必然被奴役而为“臣民”和“屁民”。为了真正确立中国人民作为“税民、选民和公民”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就必须是终止“一党独裁”，建立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多元政党制度（可以是两党制或多党制）。
人类的政党发展史昭示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由此造成的人群各种差异成为多党制产生的客观原因。农村与城市的分离，农民、地主、工人、资产者和专业劳动者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人类从追求物质的满足和向非物质价值（例如绿党追求的环保主义）的倾斜，成为政党建立和分化的四波因素，也成为多党制历史必然的逻辑。其实，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也反映出中国政治历史在民国时期的自然演变而后遭到共产党扭曲的痕迹。
“一党独裁”带给中国的畸形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反对党的存在和掌权执政的可能是遏制执政党腐败的最好制度保障。反对党不仅可以提供纠错的机会，而且还会对贪官产生威慑效应，可以对前任贪腐官员绳之以法。没有反对党，就不会有执政党的自律和廉洁。
第二，反对党作为不领薪的政治制度，总是会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发现和指出执政党的问题，提出更有想象力、有更高投入产出效应的改进方案。为了赢得公众支持，反对党会更关注自身的素质建设，反对党成员也会更加注意个人操守、更加贴近选民，对民意也会更加敏感和积极回应。舍弃反对党的政治建制，就是牺牲了政治制度的想象力、创新力、高效率和全天候的监督体系。
第三，两党或多党的存在可以给选民提供一个政体政治位移的机会，从而通过政党更替实现政策渐进变革。阻塞反对党的存在，就是放弃制度和政策渐进变革的选项，只留下全权主义的超稳定结构和颠覆式的政权垮台。对个人和社会来说，一党制的权斗和兴亡都会带来周期性的破坏。这样的王朝周期律只能由民主政党制来最终破解。
第四，多元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成为动员选民政治参与的工具、连接政府与公民的纽带，为人类这一天生而就的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提供全面实现价值的场所。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要超越饥饿肚肠的暴政，实现心智的满足和精神的自由。中共“一党独裁”形成了“武大郎开店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堵塞了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渠道，打击、甚至消灭了公民的能动性、自我价值和参与历史的愿望，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障碍。与世界上所有享有自由投票权的公民相比（例如，刚刚行使投票权选出议会和总理的六亿多印度选民），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独裁下，始终处在政治残废和瘫痪状态。与此相对应，一党制豢养的一批终身“吃党饭”的职业党棍大军形成共产党政权下的“新阶级”，现在进一步癌变为权势寡头。他们掌权、用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使手中的权力和它带来的暴利永久化。
最后，社会、政治和经济公正的最根本保障在于利益各方、公平判断标准和裁判是相互独立的。中共“一党独裁”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天下帝国逻辑，所有的利益、利益标准和裁决都在它的全权包容之内，在此之外绝无上位。由此，真理标准丧失客观中立性，裁决人就是利益攸关一方，所有的公平正义也就无从维持，甚至无从谈起。仇恨、暴力、恐惧和谎言成为中共统治的八字魔咒，基本价值的崩溃带来全社会的犬儒化和罪犯化。这就是当下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强加的灭顶之灾。
所以，如果说中共一党制服务的根本利益是执政党本身的一党私利，那么，反对党的贡献就超越了本党的利益，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无量的公共产品和社区服务。不可否认，即便在民主政党体制下，各党也会追求党团利益，但是，多党竞争格局、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相互监督制约必定产生公共利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诞生就是为这一公共利益应运而生的，而不是复制中共的逻辑去取而代之、改朝换代。中国民主党要实现和贯彻一套全新的政治治理逻辑，这就是政府为民所有，体制为民所治，政策为民所享。政党只是承载民意和实现民望的公器。实现竞争性的民主政党制度是走出中共制造的死胡同的第一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敢为天下先，将引领中国人一起迈出这一历史性的关键一步。
第四部分：中国民主党的组织策略和未来的行动方略
中共的统治已经进入夕阳黄昏时节，它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也日渐丧失理智、常识、道德和人伦。中国民众对这个政权全方位的、明和暗的分散的反抗是在召唤民主革命组织、民主领袖集团和系统民主理论的出现和指引。组织和理论，思考和行动，自然地成为了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历史责任。正如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政治结社是最难的艺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面临的艰巨挑战正在于此。如何成功地建立、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组织体系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对中共的反抗长期以各种形态存在；同时，中共对民主党组党运动进行广泛渗透、大力破坏和残酷镇压。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中国民主党还难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和全球性组织框架。所以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我们就摒弃了列宁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我们的政党结构建立在自由开放、以认同民主理念和民主党政纲而确认党员资格的原则上。而且，未来民主化的本质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必将出现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的权力格局和治理模式。为了反对共产党专制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准备从民主革命向民主宪政制度平和的转移过渡，中国民主革命必然出现多元、多层、多中心而后聚合为一的特征。用法国哲学家德鲁泽和伽塔里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千座抵抗的高原”，而后所有这些分散的民主运动将聚合成“一大片竹根网络体系”。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引领，所以，我们会在理论上提出创新，在行动上树立楷模，以自身的品质、见识、能量和魅力去感召、激励、声援、支持和联合其他民主运动和组织。在现阶段，我们将与所有的民主运动组织、团体和政党都保持同盟合作关系， 完善和扩大自身的组织平台，切实做好民主动员、民主启蒙和民主宪政理论建设工作，在海内外积极开展反共的草根运动和网络运动、利用和创造时机掀起社会运动和民主革命。在民主化到来之际，我们会推动和参与反对党圆桌会议，领导完成民主制宪，确立民主转型的完成和民主的稳固；在民主制的框架下，我们力求通过运作和赢得选举胜利来建立全国性的政党结构，为执政服务。
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建立之初，我们就奉行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则推动和完成中国民主转型。但是，中共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拒绝顺应历史，拒绝主动转型。今天，中共已经在历史的死角里越陷越深，几乎浪费掉了中国人民和历史给它的华丽转身的最后机会。在此，我们还愿重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任何时候，只要习近平还愿意以蒋经国为榜样，主动自上而下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我们都会欢迎和鼓励。任何共产党人有脱胎换骨的诚意，愿意公开或秘密支持和投身民主运动，我们都会接受和成全。同时我们也要郑重警告那些继续执迷不悟、为虎作伥、造孽深重的中共党员和官员：既然争取理性、和平、渐进转型的道路已经被你们堵塞，推动民主革命就将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你们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各个少数民族、中国的未来造成的所有罪恶，都将被历史记录。我们保留在未来对共产党和它的官员罪错的回溯追究权力。不仅你们未来会面对正义的审判和惩处，而且你和你所效忠服务的党都会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中国中短期可能发展的景象，在理论上我们坚信中共统治已经日暮西山，其崩溃颓势已无法逆转。中共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已越来越靠近民主的现实。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主党面临的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第一大人口、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历史上第一大专制政党。中共已经、而且还会继续滥用中国人民的资源来迫害、破坏、抹黑、围剿民主运动，尤其会集中加强对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攻击破坏，甚至对民主党人进行人身伤害、牢狱加害和人间蒸发。但在经历无数低谷和挫折后仍然坚守下来的民主党人今天已经百炼成钢。我们会继续以无畏、无悔、无私的勇气和精神，在实践上现实稳妥地动员民众、深化启蒙、参与社运、争取民心，把握和创造历史机遇，发动民主革命和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最终突破！这是二十一世纪世界预留给所有中国人的一次完成自身解放、成就历史伟业的机会！为此，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全体同仁发出如下誓言：
推翻中共暴政，
建立宪政民主。
匡助自由公正，
清廉奉公服务。
让我们共同以今天为新起点，忍辱负重、精进努力，朝着自由、民主中国的伟大目标迈进！
